【國際香港誌 102】虛擬時代的新遊戲規則，對香港的國際性有利還是不利？ (Patreon)

沿著冷戰的話語權爭奪，我們可以看見傳統的地緣政治論述，通常也針對地理因素對國際政經時局的影響。例如在地圖上，親美國陣營與親蘇聯陣營是壁壘分明的：柏林圍牆以東包括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等，都是親蘇的華沙公約組織的成員國；而柏林圍牆以西包括西德、法國、英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國，則是親美的北約成員國。基本上，歐洲各國的地理位置，可以清楚反映美蘇的意識形態分歧。

按照這個邏輯，不少學者都嘗試將現今的南海海權紛爭，比對19世紀的英美加勒比海爭鋒。當年英國在加勒比海海權問題上退讓，令美國成為了加勒比海地區霸權；回到現在，如果美國在南海問題上退讓，又會否令中國成為南海地區霸權？中國又會否像美國國力趕跑英國一樣，最終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霸權？

然而，台灣學者朱敬一指出這樣的類比，忽視了現今的國際政經局勢除了地理因素外，還新增了許多新面向，已經不是冷戰時代的平面地理可比，包括關稅貿易、科技產業、人工智慧、財務融資、智財保護、電子商務、技術移轉、政府補貼、5G與6G規格科技等等，這些新戰場，都屬於「超限戰」的一環，都無不跨越了空間和地域界限。[1] 虛擬時代的來臨，正大大地衝擊著我們對外交和地緣政治的認知。於是，近年無論是處理國內政治，還是制訂外交策略，包括香港所屬、所交往的大國在內的各國政府都迎來很大的改變，而這些改變，可被歸納為幾大誘因。[2]

首先是科學技術的進步。隨著科學知識的提升，及其應用越來越廣泛，人們對知識的渴望，令人們之間的交流不再受到空間的束縛，訊息也得以以我們以往想像不到的速度傳輸到世界各地，造成所謂的「全球化」時空壓縮趨勢。全球化將不同地方的個體與社會連結起來，人類社會變得相互依存，像香港昔日依附於港口的地緣政治位置去融合不同文化和商圈，現在已不是必須。昔日的國際商業、金融中心大都從港口延伸到腹地，但現在在虛擬時代，不少大國都開始憑空在荒地建立一個個大城市，並在這些城市賦予國際政治、社會或金融功能，例如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沙特阿拉伯在沙漠中以香港為藍本建立的「NEOM」特區等。假如單就某些功能而論，這些橫空出世的新城，已經成為香港這類傳統港口都會的重要競爭對手。

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虛擬時代同時亦為「國家」的定義帶來改變。從前各國大都能定義何謂「有效率的管治」，但現在虛擬時代對於各國政府就像一個正在移動的標靶一樣，因為焦點太多，越來越難命中最能管治的核心。畢竟無論是國內事項，還是國外外交合作事務，都遠較以往複雜，例如環保議題也會直接影響到金融指數。對長期依賴地緣政治的轉口貿易、經濟、金融自由港政策的香港而言，碰到全球化時代的其他議題，例如綠色經濟、伊斯蘭債券等，要和其他地方競爭就顯得事倍功半。

再者在互聯網經濟年代，人們一方面渴望生活的物質水平持續提高，而另一方面，尤其是在西方社會，不少人都在追求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所說的「人本主義」（Humanism），即是以人為本，將個體放在社會的中央位置，而不是盲目服從於政府一類權威。再加上人類的平均知識水平上升，以及自我充權變得容易，使得在自由社會的人們期望提高，也因而對國內政治及外交製造更多壓力，社會也就更形分散、乃至撕裂。香港面對這樣的大時代，要麼徹底進入威權主義管治，要麼就要進一步進行各種現代化、民主化改革，再在人權、人本主義層面與國際標準更接軌，否則只會成為撕裂過度。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與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分別從兩個完全對立的方向嘗試回應這時代，暫時的結果也就躍然紙上。

在這些因素下，我們將探討虛擬時代如何為各國外交帶來衝擊之餘，當數碼科技成為了外交的新工具，甚至與公眾共同構建了一個新的外交空間，香港這類國際大都會的活動空間，亦難免逐步去實體化。只要香港這方面的進展追不上這個一日千里的時代，很可能就會迅速落於人後，當地緣政治的優勢再不能被依靠為最大槓桿，危機就蜂擁而至了。

[1] 朱敬一。〈「地緣政治」過時了嗎？〉。上報，2020。

[2] Maull, Hanns W. “Autism in Foreign Policy.” New Realities in Foreign Affairs, 2019, pp. 93–104., doi:10.5771/9783845299501-93.

▶️ 延伸視頻：鄺偉志牧師：澳洲港人教會，可以邁向全球港人虛擬教會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Z8nUKqrMx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