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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結婚後,舅父和外公、外婆繼續同住,精神病繼續加劇。後來外公他們實在受不了,偷偷在我家旁邊的街道,買了一個小單位,瞞著舅父自住,在那裏才能找到自己喘息的空間。

但對任何人,特別是報館老同事、老朋友,外公、外婆從不承認舅父有病。被問候兒子近況時,依然例必說「個仔好叻」。但既然「個仔咁叻」,他在做什麼呢,自然就要圓謊。反正他已經深居簡出不見人,於是每次被問到這問題,外婆都會隨口編一些故事,例如他在英國工作之類,所以不會在香港出現云云。

可惜,這個世界是沒有秘密的。特別是這類私隱,在一個很封閉的圈子當中,三姑六婆更會瞬間傳遍自己的天下,只是當面不會說破,以免大家難堪。我相信外婆也不可能不知道瞞不了別人,但心態上,就是拒絕承認,不斷逃避、當鴕鳥。

大概在當時社會,精神病令人有太多負面的聯想。福柯說「瘋癲」都是權力的建構,象徵被社會主流話語權持有者放逐的outclass,某程度上,這確是事實。而且在華人社會,更有責任屬於父母、家庭的包袱。無論出於甚麼原因,外婆她們連兒子有精神病也不願意承認,遑論正視root cause是否與政治立場、家族背景、人生經歷之類有關。

我小時候,父親不時說一句「格言」,就是「千萬不要說謊,因為說了一句謊話,就要再說一百句其他謊話來圓謊,最後必定爆煲」。後來才明白,這大概是指外婆因為隱瞞舅父病情,對外人說過一個又一個謊話,到最後,大概她自己也不知道此刻兒子「應該」在哪裏,縱然舅父的肉體,還在家中的房間閉關。

這種私隱,旁人是很難正面規勸的。外公、外婆在香港的圈子主要就是那一個,同事一般都是外公下屬,自然也不敢當面說三道四;上司就只有那幾位,出於對老臣子的尊重,也不會當面說甚麼。至於直系家人,不是在中國大陸,就是在台灣、美國,千里迢迢,外婆更不會自揭家醜。

直到出現一位輩份夠、地位也夠的親戚,他就是一百回之前,談過的民國時代「真《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的獨生子張士基,張季鸞第二位太太是外公母親的妹妹,總之他和外公是cousin(這些親戚關係怎樣稱呼我從來叫不清)。張季鸞在生時受毛澤東尊重,但張士基在文革期間歷盡滄桑,改革開放後,終於成功來到香港。正因為這重親戚關係,加上外公加入《大公報》是張季鸞的淵源,張士基才可以直言無忌,說舅父已經是一個精神病人,要外公必須把他送入醫院,不要再逃避。

然後,大概又耽誤了一輪,到了外公、外婆在家實在無力再全天候照顧舅父,才不得不讓他看精神科醫生,再住進專門醫治精神病的葵涌醫院。距離他病發,已經差不多足足十年了。

▶️ 延伸視頻:移英註冊香港護士 前大專院校護理學系講師 Jennifer:不合規護士助理令病人猝死,盧寵茂局長敢說真香港故事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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