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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以大齡學生身份離開香港,到英國留學,首先是和幾個類似背景的香港左派機構子弟合租宿舍,但很快就說不適應,要搬家自住。然後短時間內,搬了一次又一次,家人開始覺得不尋常。

這段期間,究竟他發生了甚麼事,基本上是一個謎。當時又沒有互聯網,打長途電話則非常奢侈,一般留學生都不能和香港家人緊密溝通。但縱然如此,還是有片言隻語流傳回香港。例如有一次,據說他在冰天雪地失常大吵大鬧,驚動了警察。又有一次,據說他在機場丟失了所有行李,彷如夢遊。

一而再再而三,知情人士看見他在英國的狀態,覺得很不正常,不斷和外公、外婆說:讓他回來香港吧。但舅父要到英國,本來就是若干心理鬱結下的反彈,有自卑、自大諸般情緒,一直又不願回來。外公、外婆好面子,亦拒絕在同事朋友面前承認自己兒子有病,只是不斷反覆自欺欺人,說自己的兒子很聰明、讀書很厲害,現在到了英國升學云云。

這樣又拖了一段長時間,最後他在英國真的生存不下去了,還是回到香港。

我從家中「官方」知道的,就這麼多。以下是我自己的想法:

舅父有沒有隔代遺傳的精神病,我不能斷言,他的家人強烈不認同有任何後天成份,但以今日的心理學常識推論,沒有後天成份是不可能的。家人回憶他從小到大,在家中都比較頑劣,但其實任何小孩子都有那一面;然而他在廣州的同學覺得,他的性格內向、怕事,卻不是壞心腸的人,起碼不會令人覺得討厭,也不是不願意讀書。這兩個形象之間,有明顯落差。

家人強調他「自願」到中國大陸讀書,他的同學記得的剛好相反。究竟要去英國讀書的是舅父自己的強烈要求,還是反而是外公、外婆的大動作,其實我也不能斷定。可以肯定的是那一代的長輩,普遍忽視心靈健康的重要性,這和是否左派家庭無關;即使是我祖父那一邊,也同樣如是。用今日的觀點,他經歷了文革的創傷,本身就很需要心理輔導,而家人的創傷同步出現,同樣也需要心理輔導。結果很多需要輔導的人,都不願意正視問題、正視root cause,卻分別用自己以管用的方式解決問題,結果反而越弄越糟糕。

對當時的左派圈子而言,「到英國留學」有特殊象徵意義,多少暗示了與港英殖民政府和解,對中共表示無聲抗議。這是一個走出comfort zone的大動作,比一些《大公報》中人跳槽到《明報》、甚至《蘋果日報》更有故事。結果,反而是他們對送子女出國這回事,比一般家庭更少全方位思考,例如語言、文化、社會、習俗能否適應,只會以「船到橋頭自然直」含混過去。

如果舅父是一個外向的人,這些背景下到了英國,大概會得到重生。假如他是一般學生,有機會慢慢融入英國,像本來據說也是很內向的陶傑,也可以逐步步向主流和成功。但他偏偏是一個天生內向的人,又經歷了種種鬱結,一個人在異地,反而有了進一步被遺棄的感覺,越是想不開,越是抑鬱。

終於,就徹底病發了。

▶️ 延伸視頻:《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為甚麼幾代香港人,都活在一個「憂鬱之島」?(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zHuoXNpz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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