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97】香港「積極不干預」的持續修正 (Patreon)

雖然「積極不干預」是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基石，不過並非所有研究都認為「積極不干預」對市場及民生有正面作用，不少左翼學者始終強調，政府應於適當時候作出干預，否則便會如經濟史學家Karl Polanyi所言：「無限制的市場對人們生活所造成的可怕後果非筆墨能形容。」[1] 

以工業生產為例，由於香港政府的不干預政策，在欠缺資助或補貼下，企業成本較高的工業生產容易令人卻步。這令大量商家寧願選擇從事服務業或轉口貿易，也不願意進行工業生產，這趨勢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更為明顯：自從大量香港商家湧到成本較低的中國大陸開設廠房，幾乎就是一去不返。反觀同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當地政府於1960年代開始推行「積極干預」政策，以出口工業減稅政策吸引工業發展，又設立「經濟發展局」和「新加坡發展銀行」（星展銀行），以政府名義參與各類企業投資，令新加坡經濟穩步發展之餘，也相對能兼顧工業發展。[2] 

「自由放任」乃至「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發生經濟危機時，亦往往受到質疑。一方面，若政府堅持不干預態度，民生將大受影響，難免陷入管治危機；另一方面，若放棄立場出手干預，則容易受到言行不一之抨擊，影響市場信心。而且無限度的市場自由，很容易出現如雷曼兄弟的經濟災難，因此批評者多認為市場管制乃政府必須干預的部份。諸多例子可觀之：1965年銀行風潮，1974年港元自由浮動，1982年港元危機，1987年股災，乃至1998年的金融風暴等，無不存在香港政府的終極調控。

經濟學家陳坤耀曾指「積極不干預」不應理解成「積極地不干預」，而是「積極性不干預」，亦即積極地權衡社會利弊後，再選擇性地投入經濟活動，因此香港的經濟成長並非單純來自於政府毫不干預市場活動，香港政府其實一直都有其積極角色。事實上，香港政府自港督戴麟趾時代開始，及至麥理浩時代期間，便已對社會民生進行諸多改革，積極參與的態勢乃不可逆轉。因此不少人認為港英政府並非執行「積極不干預主義」，而是「選擇性干預主義」（Selective Interventionism）。

例如郭伯偉任內的1965年發生銀行危機，當時郭伯偉出手要求匯豐接管陷入破產危機的多間銀行，並暫停批發銀行牌照。及後他更推展「廉租屋計劃」及六年免費教育，雖說此類政策都以民生為依歸，但如經濟學者曾澍基所言，也反映他的「自由放任」政策，其實也難以完全自圓其說。[3] 又如1968年制定《僱傭條例》、1971年推行十年建屋計劃、1980年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等，這些改革都由香港政府主導，且對市場帶來間接影響，例如僱傭保障了傭工福利、但同時為僱主帶來一定制肘，建屋計劃對私營房地產市場帶來衝擊，免費教育使私營教育機構數量銳減等。以上種種，都指出「積極不干預」更多是概況性的文宣，並非鐵板一塊，這種由當權首長決定路向的政策被稱為「選擇性干預」，有時也不為過，而且將「積極」和「不干預」放在一起這種詞彙組合，諷刺地與中共經常自創的「新語」，亦有點異曲同工。

不論何種說法，香港政府多次對市場作出干預雖然是鐵一般的事實，但在香港主權移交前，這些干預都從沒有影響市場對香港作為國際自由港的信心，也許這才是「積極不干預」政策最成功之處。然而在香港主權移交後，這種藝術就開始難以拿捏分寸。例如1998年，香港政府動用近1200億港元的外匯儲備出手干預股市危機，被認為是最動搖「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挑戰；及至2006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發表題為《「大市場、小政府』── 我們恪守的經濟原則》的新聞稿，提到：「我們（政府）的工作不應囿於籠統的口號（積極不干預）」，引起港人嘩然，質疑香港特區政府意圖改變數十年來行之有效的經濟管理方針，轉而插手干預市場。不過這些只是開端，到2015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明確提到「積極不干預」是過時方針，說政府應與時並進，「適度有為」。然而何謂「適度有為」？將屋村商場賣予領匯、強積金私營化、疫情期間針對性補貼等，自然是典型例子。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香港政府變成無所不管的龐然大物，一切市場、制衡機制蕩然無存，「積極不干預」自然就無疾而終了。

[1] Karl Polanyi,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eacon Press, pp.76.

[3] 邢慕寰，《一塊石頭的奇蹟——香港經濟成長的故事4》，中國時報，1922年6月21日。

[3] 曾澍基，《遲來的訃聞——「積極不干預主義」已死》，明報，1992年2月14日。

▶️ 延伸視頻：馭風聯合創辦人及投資總監馮宏遠：大外宣 Vs 反效果：國際金融界點睇「新香港金融峰會」？（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JzFNOEOW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