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345】文革蹉跎歲月後，香港左派子女集體留學英國大報復 (Patreon)

舅父從文革的中國大陸回到香港後，本來已經中學畢業、找到會計工作，但一直對黃金歲月被這樣糟蹋心有不甘。加上當時左派圈子有一股集體出國潮，於是，他也堅持要出國留學。

在當時文革氣氛中，這一股「逆流」自然非常政治不正確，但卻是左派中人人性的最後反彈。無數家庭無論真心也好、被騙也好，將自己的親生子女送到大陸讀書，居然得到文化大革命的下場，甚麼也學不到、浪費時間也算了，最恐怖的還是養成了鬥天鬥地鬥父母的「派性」，從此彷如換了一個人。這些家長本身都是香港左派圈子的精英，其實也見多識廣，無論自己的信仰如何，不約而同的，決定進行集體救贖：將子女送出國。

他們送子女到中國大陸，自然是受到組織安排、朋輩壓力，去得唯恐人不知、唯恐不高調。但送子女出國的潮流，就像現在香港「藍絲」每人都在搞移民一樣，都是偷偷摸摸開始，唯恐被人發現，口中還要繼續宣傳「祖國形勢一片大好」。

之前說過，《大公報》子弟中，第一個「開風氣之先」出國的，應該是劉天蘭的哥哥劉天均，後來他在加拿大學成成為著名律師，他的妹妹們也都是到了加拿大升學，當時擔任《新晚報》黨委書記的羅孚，還專門家訪「調查」。缺口打開了之後，其他人發現報館並沒有歇斯底里批鬥追究，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大家都嚷著要送走子女，例如陶傑就是那個階段被送到英國讀書的。

為甚麼報館、乃至背後的「組織」沒有橫加干涉，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

當時中共政權遠遠未出現改革開放，出國讀書在文革被視為「背棄祖國」，否則早前也不用動員左派精英送子女北上讀書做人質。但香港經歷了六七暴動，左派圈子出現空前信心危機，不少人已經受不了徹底「脫隊」，加上文革的瘋狂狀況不可能瞞住香港的左派人士，他們說到底都是民國培養的精英，目睹子女親受其害，沒有人沒有不滿。當時就算是最根正苗紅、最愛國的香港左派中人，也是千方百計的要把子女領回來，而且「申請」過程各施各法，任何可以動員的合法、非法、金錢、人事，都會無所不用其極。

香港畢竟是自由社會，假如經過了這些衝擊，左派中人送子女出國還要被罰，恐怕就連他們也不會成為「留下來的人」。這也說明極左路線是如何眾叛親離，如何不得人心。

中共這種組織、包括外圍統戰機構如《大公報》，畢竟是有生命力和適應力的。知道出國潮勢不可擋，不少左派子女到了英國，卻還是住在一起，互相照應，於是就改了說法，對大陸上級說是「考察國外生活」，也是「報效祖國」的方法之一，總之瞞上不瞞下，官場總是如此。那些出國讀書的子弟兵從前就別有天地，都是後話了。

不過話說回來，出國讀書始終不是適合每一個人的，特別是這個特殊群體。像陶傑的年齡，沒有經過大陸的文革和上山下鄉，香港畢業後可以到英國無縫銜接，這自然相對理想。但像我舅父當時那樣，經歷了大陸讀書、回港已是大齡學生、又已經畢業找到工作，再到英國升學，就會是更大齡的學生，加上文化、家庭、語言的隔閡，要適應更不容易。但他眼見其他《大公報》子弟紛紛出國留學，覺得要是不爭取，就會落於人後，加上始終不滿之前的經歷，於是就嚷著要到英國讀書。外公、外婆最終還是完他心願，耗用了大部分積蓄，安排他入讀英國的預科學校。

說來，他們要出國也不容易。當時是冷戰高峰期，英國學校也會有政治審查，所以左派家庭除了要有能力負擔金錢，還要找到可靠保人。不過這批左派精英其實都是有國際視野、有辦法的人，並非六七暴動在台前唱戲的那些爛頭卒，只要經過心理關口，願意豁出去，其他的都不是問題。至於舅父的保人，當時母親已經認識了父親，而父親在香港大學工作，有下屬是這方面的專家，一個電話就解決了。

想不到經過這些九牛二虎之力，卻換來更不可控的結局。

▶️ 延伸視頻：劉夢熊：一條泳褲到香港：為何偷渡離開文革下的中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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