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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從文革中的中國大陸回到香港,浪費了幾年青春,甚麼也學不到,昔日的香港同學卻都已經畢業了。這樣的反差,又進一步加添了他的精神創傷和自卑感。

其實,當時香港社會並非純粹學歷導向,中學畢業、乃至中學未畢業就投身社會工作者大不乏人,就算是現在的「新香港」市長李家超也不過中學畢業學歷,就因為「以結果為目標」一早成家立室,就要立刻工作養家。舅父那些需要在大陸上山下鄉的同學,回到香港後,一般都沒有立刻再讀香港中學,而是先工作幾年,再就讀夜校、工專、英國文化協會一類課程,雖然蹉跎歲月,但只要有上進心,最終也不會有問題。即使是舅父當時的好友張南峰教授,回到香港後也是先工作、再一個一個學位地補讀上去,直到完成英國的博士;當然,最寶貴的青春歲月那幾年浪費了就是浪費了,沒有速成的彌補方式,但這就是人生。

舅父雖然比他們都要早回港,卻因為種種原因,有更大的怨氣。這裏涉及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外公、外婆、母親等都強調,舅父到大陸讀書是完全自願、乃至主動要求的,這是家中的「定性」;但舅父的同學都有和我提過,他在廣州抱怨過不知道為甚麼要配合中共政策,弄得要離開香港的同學北上。他從文革的中國大陸回到香港後行為怪異,包括在家中「整人」、寫「鬼信」,雖然很令人反感,但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除了文革那扭曲人性的大環境,要不是沒有丁點兒怨懟,大概也無從被放大。

舅父回到香港後,堅持要回到香港的中學,彌補失去的光陰,也不願意出來工作,其實以心理學角度,已經明顯對家庭產生不滿和逆反,覺得是家人欠他的,假如在出來工作養家,就是大大虧本。外公、外婆無論出於潛意識、但不願承認的愧疚也好,自己也要面子也好,總之就是順了他意思,安排他以超齡學生的身份,回去香港的中學就讀。當時香港頗有一批因為各式各樣原因出現的超齡學生,這也是特殊時代的特殊現象。但舅父這類文革回來的背景,可以想像的是會收留的,就更只能是傳統左派學校;這次舅父沒有回到香島,而是進了培僑。順帶一提,長期擔任培僑校長的曾鈺成的前妻,也是和舅父這一屆一道到廣州讀書,再上山下鄉的。

舅父堅持要插班讀中五,而即使是讀中五,已經比同班同學年齡要大得多。但當時學校認為這類「歸僑」學生應該讀中三、四,舅父畢竟來自書香世家,很好勝,加上鬥爭意識作祟,堅持不願意。最後讀是讀下來了,但越讀越不開心、越讀越少朋友,最終雖然勉強畢業,但校方多少已經是看在家人份上的通融。

故事發展到這裏,雖然經過一大輪轉折,本來還是理應可以有比較正常的結局。畢竟舅父的中英文根柢不差,而專攻的是會計,當時只要有基本中英數能力,就算來自港英時代的《大公報》家庭,應該也能活出一片天。他畢業後,作為《大公報》財務總管的外公找了一份會計師樓的工作給他,他其實也能勝任,本來家人覺得鬆一口氣。殊不知道舅父的精神和心理狀態從來沒有復原過,先天也好、後天也好,鬱結越來越多,加上當時社會對精神問題的關注非常少,無論是當事人還是家人都是諱疾忌醫,終於就出了大問題。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新香港」不是「二次文革」,而是「二次殖民」(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9WDntLV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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