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Artists Posts Import Register

Content

舅父在廣州讀書,碰上文革爆發,全國停課。天性內向、不大合群、乃至有點自閉傾向的他,就進入了一個陌生的瘋狂國度,加上沒有家人在身邊,一切就開始不能適應起來。同期他有不少來自港澳的同學,其實是盡情釋放了青春期的躁動,但各人面對這種大變局的反應往往是因人而異,舅父就是另一極端。

其中一個轉捩點發生在1966年10月,當時毛澤東正利用全國青年打倒老幹部,屬於紅衛兵最當時得令之時,「中央文革」號召全國紅衛兵大串連,也就是停課期間免費坐火車到全國旅遊、吃喝玩樂「鬧革命」,高潮就是到北京「面聖」,接受毛主席的「百萬紅衛兵大檢閱」。整個場面今天看來,其實相當滑稽,但當時的中國青年,大都真的覺得那是無上光榮,這也是甚麼幾乎所有文革世代的人,都會聲稱自己「我見過、我真係見過」毛澤東本尊。

舅父所屬的僑光中學學生,也集體從廣州到北京「串連」,名堂是到首都學習如何「造反」去推翻「走資派官僚組織」;後來一些頭腦發熱的香港極左派受到「感召」,參加類似活動後忽發奇想,輾轉就搞出六七暴動出來。這批廣州學生到北京,自然不是走路,但也不是坐飛機,而是坐火車,前後需要兩日兩夜,活像行軍。當時北京奉「中央文革」指示,設有「革命接待站」,負責安頓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舅父這間學校,就是指定到八頂橋的招待所,由所謂「旗派」組織接待。某程度上,那是一個超大型社交場合,不少青年認識了本來終生沒有機會碰到的其他地方「同路人」,確是和世界各地的青年運動有可比較之處。

但舅父對這樣的「大串連」兼免費旅遊總是提不起勁,本來在香港就體弱多病、患上嚴重哮喘的他,終於在火車上病發。當時是10月底,南方天氣還是和暖,但越是北上、就越凍,火車又不會有甚麼暖氣設備,對病人而言,自然是煎熬。他在香港時,有一位《大公報》的兒科館醫徐永豐醫師一直照顧他的哮喘病,但到了廣州,自然只能自力更生;再到了北上「大串連」途中,病發就無人可治。

在當時的病態環境下,在往北京「朝聖」的「神聖旅程」中病發,已經不是單純的身體問題,同樣也是政治問題:病發究竟是否應該繼續行程,往往暗示了自己的「革命熱情」是否足夠。意外發生在湖北省的廣水站,當時舅父哮喘病發的狀態,已經很緊急,以致要中途停下來。他的同學們自然要繼續北上,但眼見他這樣,主流意見還是勸他不要繼續行程,加上北上大亂,也不知道有沒有醫生,不如折返南下,返回廣州,那裏起碼環境相對熟悉一點。於是舅父的同學方宗武自願陪他折返,不過很快舅父就說不用陪,自己回去就可以,以免耽誤對方的「革命神聖之旅」,這也令這位同學覺得他本性善良。至於舅父一個人回去後有沒有受到其他歧視,則不得而知。

正因為這樣,舅父一個人回到廣州,錯過了紅衛兵運動的最高潮,好的地方是避免了在北京可能出現的任何意外,但也更不能融入那個紅衛兵「橫掃一切」的大時代,在所有人表面上火火紅紅之際,卻是斯人獨憔悴。他回到校園後,熟悉的班房、操場已經空無一人,那種心理反差,包含自責、懊惱、徬徨、迷失、憂慮諸般情緒,又是不足為外人道,自此就更難融入任何群體當中。

▶️ 延伸視頻:劉夢熊:我拒絕和「右派」父親劃清界線:親歷文革的青蔥歲月(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3K3LjaMwrE

Files

Comments

No comments found for this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