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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在廣州讀書的中學名叫「僑光中學」,卻是使用培正中學的校園。培正本來是大清帝國年代的浸信會傳教士創立的學校,在香港也有分校,但1949年後,就成為中國大陸被批鬥的「帝國主義教育」,連校址也被其他名堂的學校奪去,這是名正言順的「奪舍」(後來又改了回去)。至於僑光,顧名思義就是中共的「華僑事務委員會」主辦,專門接收「歸國僑生」,港澳學生當時也包括在內。另一批港澳學生到大陸讀書的多到了外交部的體系,例如廣州外國語學院等。

舅父和同學在相對還算正常的環境上課了兩年,到了1966年,終於碰上文化大革命。

研究文革歷史的通常將5月16日的《五一六通知》視為文革正式起點,但這份政治局文件要令基層明白是甚麼回事,還要一段時間。舅父的同學回憶,他們知道出了大事是在6月6日,當時開始全國所有學校宣佈停課。而對學生而言,學校停課,就意味著所有日常生活的中斷,霎時間就無所事事起來。港澳學生人生路不熟,又不能隨便回到香港(還得申請),於是忽然間,有如進入了修羅場。這就像一年後香港的六七暴動,左派學校和學生以為「革命」快將成功,不用再讀書,怎知道以慘敗告終,還是要考會考,曾鈺成等人就記載過這類故事。

據舅父的同學回憶,停課後,學生就組織了各式各樣的紅衛兵組織,但並非全都是擁護毛澤東。當時學生搞不清楚高層鬥爭的型態,有一些紅衛兵組織其實是紅二代擔心被衝擊的自保聯盟,有一些響應中央文革造反派,有一些卻是支持劉少奇路線,然後不同派系之間不斷文鬥,繼而武鬥,一片混亂。早期中央文革派出的「工作組」,也會被保皇一派的紅衛兵禁錮,幾個月後,才統一了「革命思想」。

最初的「革命」行動都是相對溫和,停留於「文鬥」階段,只是批評老師上課的不足,貼貼大字報之類。但隨著全國形勢失控,加上任何生活都會累積民怨,極左無政府趨勢就一發不可收拾,所有過激行動、各式各樣的打鬥,終於變成生活日常。在那段時期,任何人只要被指「違反毛主席路線」,就足以被批鬥。港澳學生更是動輒被指「勾結外國勢力」,就算帶收音機到廣州聽「英帝國主義」的香港電台節目,也會被點名批評;學生若能回到香港再回校,也要被「檢查思想」,例如交代有沒有看過外國電影之類,非常荒謬。至於法律,自然不說、就不再存在,因為「愛國者不拘小節」,人最獸性、殘暴的一面,在原始動物的自保本能下,就表露無遺。

性格內向害羞的舅父,據他的同學回憶,對整場運動感到非常不適應,雖然也有「跟大隊」參加「文鬥」,但沒有其他行為,基本上想做一個「逍遙派」,卻因此不能在大動盪的時代合群,性格越來越孤僻。有一些港澳學生碰到這種「千載難逢」的歷史場面,一度感到非常亢奮,覺得自己在「參與歷史」,例如我訪問過同期、同齡在廣州讀書、本來就要考高考的劉夢熊,他當時就非常積極的投身「革命」,一張一張大字報的去寫。有些本來性格無可無不可的人,經過了文革,則徹底扭曲了自己的價值觀,回到香港後習慣了批鬥老師、父母,出現了反社會人格,結果製造了終身難癒的傷痕。至於本來就性格被動的青年,面對環境的徬徨無助,出現的心理陰影,更不足外人道,不幸地,舅父正是其中的例子。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香港學生文革上山下鄉的故事(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V8Vyjl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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