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88】濱下武志的香港八大腹地論 (Patreon)

從海洋角度進行研究，當可以發現香港是連接東海及南海的支點，正如歷史上廣州作為連接馬尼拉、長崎以及東南亞貿易網絡的中途站一般，其地緣政治位置有著歷史性的意義。濱下武志進一步提出，香港並非單純以廣東省為腹地，而是擁有橫跨東南亞至中國東北的八大地緣政治腹地，分別為：華南至華中的沿海地帶、廣州南部以及整個珠江三角洲、西南中國（貴州、雲南、四川）、東南亞北部大陸地區（老撾、越南北部、泰國北部）、東南亞半島及鄰近島嶼（越南南部、柬埔寨、泰國南部、馬來西亞、新加坡乃至印尼）、南海地區（越南、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台灣及汶萊）、台灣、東北亞（日本、韓國、西伯利亞、俄羅斯以及中國東北）。[1] 這八大腹地的重要性，我們可以概述如下：

一）華南沿海地區的貿易和經濟發展非常發達，而香港的影響力則可以覆蓋廈門、福州、泉州、溫州、寧波、上海等港口城市。以1860年代廈門的對外貿易為例，香港佔有進口貿易的六成以上。從1876年的統計數據來看，來自整個中國沿海地區連同台灣的貿易船舶高達二萬五千餘艘。這是由於香港的自由港定位，故此東南亞航運利用香港轉口煤炭、米以及砂糖等貨物。[2]

二）珠江三角洲是相鄰香港的直接性腹地，華南的農業、手工業產品經由香港出口，並同時入口東南亞農產品。濱下引用《潮州志》，指汕頭港同樣如廈門般受著香港進出口貿易的影響。[3] 在1867-1899年間，汕頭主要出口商品汕糖有超過一半輸出至香港，經過加工後，再轉銷歐美或上海。[4]

三）西南中國雖然是屬於內陸地區，但人力及物資同樣會流經香港，二戰期間香港就扮演著連繫內陸及台灣的角色。更早期的滇南亦有透過馬匹把貨物運至廣西百色，再經由西江水路連接香港的貿易路線。以1891年為例，香港佔蒙自對外貿易額的 85%，進口貨物包括棉紗、煤油、火柴等，出口則包括錫礦及茶葉。[5]

四）東南亞北部及大陸地區經由雲南連接香港，再連繫至南海沿岸地區。20世紀初，滇越鐵路的興建使得雲南與外部市場連繫日益緊密，從雲南運輸至香港只需一周，運輸量和貨物種類亦有所增長。濱下武志指出香港作為雲南、新加坡及印尼望加錫的中途港，集中各條渠道形成多邊貿易網絡，連接印度和歐洲，存在地理上的優勢。

五）東南亞半島經香港出海的中國移民在當地形成的唐人街和華僑網絡，都促進了物資和貨幣的流通。華商、印度商人、伊斯蘭商人等，連同外國資本構成了多元化的交易網絡。當地成為歐洲各國的殖民地後，歐洲商人利用既有的網絡，把香港及新加坡用作連接孟加拉灣、南海及東海的轉口貿易金融中心。

六）在南海海洋地區的腹地，由於海底豐富資源惹來各國激烈競爭，中國、越南、印尼等南海周邊國家固然包含在內，美國和日本同樣參與其中。早在1997年，濱下武志便預料南海爭議的對立，會因為中國堅持南沙群島的主權而變得激化，但其實香港一直都是接觸南海腹地的支點。[6]

七）台灣由於海上交通便利，早在1860年代開始，就已經經由香港進行貿易。當中進口貨物而鴉片為主，而出口貨物則包括稻米、蔗糖、茶葉、樟腦以及煤等。以樟腦為例，香港便佔其出口量的93%，經過轉口運送至印度和歐洲。濱下特別指出，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大陸會以台灣作為香港的腹地，策略性地接近台灣；直到《港區國安法》摧毀香港原有國際定位後，這策略才宣告變相終止。

八）東北亞方面，20世紀初，俄羅斯便透過海參崴經由香港向歐洲出口大豆，而兩韓同樣利用香港參與南亞經濟活動。而早期經香港前往美國加州的移民，則直接或間接促成了日本太平洋航線的出現。及至1930年代起，日本與香港的關係則是圍繞東南亞商品、金融市場進行競爭。此外，早期的天津會經香港轉口輸入鴉片和棉紡織品，及至1860年代，則因應洋務運動開始引入外國軍火。當中包括來自英國的手槍、火藥，及來自德國的鐵路設施、機器等，均經過香港轉口。[7]

除此以外，香港與英國、美洲的聯繫亦值得重視。前者透過殖民地網絡建立全球經濟大國，香港作為南中國的大門，能夠透過新加坡、印度等連接到英國本土，為貿易網絡的重要據點。至於後者，早於加州淘金潮開始的1848年，華商便已建立起來往香港至三藩市的航線，經營船運、出入口貿易、匯款等業務。以鮑魚貿易為例，1885年從三藩市運至香港貨物便重達27萬磅。這些華商將公司總部設於香港，並透過移民貿易網絡，連接世界各地，香港的八大腹地，就同時聯繫到更廣闊的英美路線，再而覆蓋全球。[8]

[1] 濱下武志。1997。《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馬宋芝譯。臺北：牛頓。頁35－38。

[2] 濱下武志。2006。《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53。

[3] 濱下武志。2006。《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清末海關財政與通商口岸市場圈》。高淑娟、孫彬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253。

[4]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2005。《港口－腹地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濟南：齊魯書社。頁90。

[5]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2005。《港口－腹地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濟南：齊魯書社。頁90－91。

[6] 濱下武志。1997。《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馬宋芝譯。臺北：牛頓。頁38。

[7]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編。2005。《港口－腹地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濟南：齊魯書社。頁93。

[8] Bentz, Linda; Braje, Todd J. 2018. Chinese Abalone Merchants and Fisher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18, Vol. 14 Issue 1, p88-113. Lai, Him M. 2004.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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