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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作為《大公報》子弟,被送到廣州讀書,而和其他香港左派機構的回國學子相比,《大公報》、《文匯報》子弟還是相對有一些「特殊化」待遇的,因為廣州有一個頗有規模的聯合辦公室,專門負責照顧這兩份左派報紙的人員往來,被稱為「二聯」。無論是從大陸到香港、還是從香港回到大陸,報館員工和家屬都會先到這裏「過冷河」,用今天的術語,可以說是一個「旋轉門」。

「二聯」作為一個特殊編制,除了照顧報館同人和家屬,自然也承擔了香港和香港有關一切的強項:「白手套」。當時中國大陸非常封閉,就算是香港《大公報》中人回國參觀也要統一安排,更不用說需要「統戰」的外賓。「二聯」一大工作就是安排這類交流團,今天這自然是集團式經營的常設項目,當時卻是非常麻煩的專門操作。

「二聯」另一個工作是傳遞資訊,公開任務是把香港出版的《大公報》、《文匯報》送到中國各機關(畢竟連它們在中國大陸也因為太「香港風格」而不能公開發行)。但當時並沒有互聯網,電話、電報都很容易被監聽,相信其他任何資訊的傳達,例如周恩來和《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直線聯繫,可能往往也要人肉通過這樣的渠道來來往往。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功能是統一買債券。五十年代時,中國大陸外匯非常短缺,於是曾發行國家債券,「二聯」就會向《大公報》、《文匯報》員工兜售,讓他們「支援祖國建設」,到了債券期滿,假如幸運還可以拿回一點錢,就是由「二聯」統一發放。根據中國國情,這類涉及人民幣官方和「民間」(也就是黑市)匯率差價的金融操作,無論金額多大、多少,往往都少不了「水清則無魚」的元素,不過具體是否這樣,外人自然不會有具體證據(掌管《大公報》財務的外公或許是知道的),就只能憑邏輯想像。

外公從大陸來到香港期間,也短暫在「二聯」那裏過渡過。因此舅父等有《大公報》、《文匯報》背景的到大陸讀書的香港學生,雖然也要住進寄宿學校,但同時也有「二聯」這個「家」,作為後勤支援。到了文革大亂時,「二聯」意外地好像沒有太大衝擊,就成為了這些學生的一個避風港。

「二聯」辦公室位於廣州中山六路,屬於「舊中國」銀行家的氣派大樓,也有足夠地方可以住一批人,那位銀行家的兒子馬廷棟後來成為《大公報》高層,相信大樓就是這樣被「共產」掉。「二聯」歷任主任陳凡、曾敏之等,後來都到來到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工作,到了舅父等青年北上廣州之時,「二聯」主任名叫黃克夫。雖然他在文革期間也因為所謂「陶鑄黨羽」身份靠邊站,但畢竟還是留了下來,繼續看管「二聯」。不過據舅父的同學回憶,不少到大陸讀書的左派子弟,上一代的背景都比「二聯」負責人顯赫,加上文革的「基本態度」就是虐老、打倒權威,這段期間的他們就算回到「二聯」,也只是自顧自、各顧各,不大理會那裏的「組織」。

中國改革開放後,這類連結香港與廣州的「聯絡辦公室」變得很平凡,「白手套」花樣百出,「二聯」的獨特性,就逐步消失於歷史長河當中。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上山下鄉學習心得:深入最基層的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何不同?(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MKlxLt4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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