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86】日本侵華前認同華人潛能，同樣因為香港 (Patreon)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隨日本國力提升，沿著帝國航道，日本郵船經過英屬香港至印度的航線於1893年開通，歐洲航線亦在1896年開始營運，日本人前往海外的人數大幅增長，職業亦呈多樣化發展。1869年11月，蘇伊士運河開通，大英帝國自此拓展了極為重要的亞非歐通道：在1893年，日本只有一艘郵船通過運河，但到了一戰後的1919年，通過運河的日本郵船多達414艘。許多日本旅行者抱持國族主義離開日本，又在旅程中眼見帝國港口被殖民的人，再次強化日本優於其他亞洲民族的思維，並逐漸以「解放亞洲」為己任。[1]

從上述例子，我們發現了帝國港口的互動，絕非單一、片面，常是此消彼長的動態歷程，不過在其中，英屬香港卻扮演了獨特角色：

然而在此時期的遊記中，對中國人抱著雖受制於人卻仍蘊含實力印象的旅行者也同樣醒目。如關於上海，亦有像[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石川三四郎驚訝於市場的繁華，所見的中國人也不符其在日本時想像的那般懶散，而修正自己中國人印象之例，但讓旅行者們特別感受到中國人實力的，則是在香港和新加坡。[2]

1900年，日本語言學者芳賀矢一到訪大清領土後，批評上海街頭臭氣難耐，但他在香港得知當地華人富有者多，而且大型建築物多為他們所有，而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日本歷史學者竹越與三郎寫下，在香港的英國人只握有政治和軍事權力，社會控制權則屬於中國人。而在英屬新加坡，日本旅人同樣強調當地華人的經濟貢獻，感到必須依賴他們，否則無事可成。可見兩地即使受到英國統治，華人擔任經濟重要角色的身影，依然令日本旅行者留下深刻印象。[3] 

因此，日本政治家蘇德富峰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不久，即在信中寫道，希望日本以香港作為殖民範本，無論是自由港政策，還是管治模式，都屬於帝國航道當中的楷模：「若能在台灣建完善良港，使其為自由港，並避免煩冗苛雜，施以善政，可使支那人安居，歐美人悅生為我國民之情，香港商業自有幾分可轉至台灣無誤」[4]。由是觀之，香港的帝國港口成為了日本模仿的榜樣，並不再是亞洲屈服於歐洲，而被看成亞洲人青出於藍的樣板。

綜上而論，從帝國航路的重新探討香港，總能夠發掘帝國港口在地緣政治的特色。近代日本旅行者前往歐洲，親身接觸英法殖民地，帝國港口經由具體可見的基建，作為歐洲列強展示國力的空間，輸出政治、經濟制度，並強化了亞洲人民接受帝國主義式「文明理應統治野蠻」的心態。但是，帝國港口絕非單向發揮功用，日本旅行者由此激起挑戰歐洲，解放亞洲的對抗思想，看見了帝國港口的華人佔有重要經濟地位，並希望參考英國殖民地為範本，統治亞洲。二戰結束，蘇伊士運河危機，則在港口中呈現了帝國世界崩壞的樣貌。經由帝國航路歷史的回顧，當能窺探亞洲帝國港口多元的複雜性質，並非單向殖民而已。這正好回應了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揭示了政治和經濟有高度的互動、影響，從而展示帝國航道上港口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面向。

[1]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63；150。

[2]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163。

[3] 木畑洋一著，蔡傳宜、廖敏淑譯：《帝國航路：從幕末到帝國，日本走向世界的開化之路》，麥田出版，2020年，頁164-165。

[4] 《國民之友》三〇四號，1896年7月11日，頁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