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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舅父在六十年代被父母送到中國大陸讀書,和其他大量香港左派機構高層的子女一樣,多少有作為被監管的「人質」意味,但這自然不代表當時沒有香港人甘心情願到大陸讀書。訪問過一些舅父當時的香港同學,他們坦承當時也有一些香港學生是在沒有任何家庭、政治背景下,主動過關到大陸「學習」,背後是基於很務實的考量。

當時香港只有香港大學一間大學(中文大學1963年才成立),升讀大學很難、僧多粥少,左派家庭經常說自己被「打壓」,其實以當時的人口比例,爭入唯一的大學,對誰也不容易。至於升學海外,更是極少數人才能支持費用,獎學金則是鳳毛麟角。有見及此,當時海峽兩岸政權都用「容易升大學」為名義,招徠香港學生統戰,由於費用都不貴,分別都吸引了一些香港人入學。當時在台灣讀書的香港「僑胞」自然幸運得多,基本上可以直接申請台灣居留證、中華民國護照,不像今天要經過重重關卡;今天不少歸台「港僑」,都是那個時代的產品。

至於中國大陸的大學,雖然要接受1949年後的中共意識形態,也和1949年前的辦學傳統徹底對立,但文革之前,畢竟還有不少「留下來的人」繼續任教,加上依然擁有龐大舊生網絡,雖然外國認受成疑,對自覺不容易在香港升讀大學的家庭,依然不無吸引力。中共政權又制定「優惠港澳同胞」的教育政策,有一個quota讓「港澳同胞」入讀,不用與其他大陸學生競爭,學費、生活費又非常便宜,意圖吸納港人。不少走到大陸的香港人愛升讀廣州的暨南大學,起碼廣東話在校園通用,環境也相對容易適應。

當然,無論本身有沒有意識形態傾向,香港學生當時到了中國大陸升學後,自然一律要接受那種愛國教育。但以香港人的務實、和接觸到全方位世界資訊的能力,往往觀察了幾年,就會自動反洗腦,並非所有到大陸升學的香港人都變成小粉紅,很多時候還剛剛相反。理想幻滅後的逆反,可以非常驚人,這樣的前輩,我就認識頗多。

不幸的是,本來正正常常的升學,到大陸也好、台灣也好,香港學生都是真心真意的打算去學習;想不到六十年代到大陸的一群,卻碰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今天我們往往以為文革前有很多徵兆,這是歷史的盲點:其實在六十年代「大躍進」之後,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力「抓生產」,雖然「反右」之後的知識份子不再敢說話,香港的左派知識份子也會有壓力,但外間看來,六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還是似會逐步走向「正軌」的。

毛澤東正是觀察到這種「走資派」的「逆流」,才要以文革的非常方式,打倒自己建立的所有國家制度。但直到文革揭幕時,那些甚麼姚文元批《海瑞罷官》之類,一般香港人根本不會知道背後的玄機。到了文革正式開始,全國大亂,沒有任何學校可以正常授課,學生的生活日常忽然變成批鬥校長、老師,在大陸的香港學生無論因為甚麼原因出現,都要面對這樣的食人世界,而且還不能自由回香港,這就是大悲劇。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上山下鄉學習心得:深入最基層的共產黨,與國民黨有何不同?(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xMKlxLt4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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