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083】帝國航道上的港口，為何是霸權必爭之地 (Patreon)

香港這類帝國航道上的國際港口，作為地緣政治資產和外交戰場，根據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理解，分別為系統層、操作層和話語層。

在系統層方面，帝國航道上港口的主權移交，往往代表了全球霸權的勢力更替，反映誰能夠控制國際資本的流動。政治學家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指出，不同的霸權國家為了展示海上力量，保護海外的海上貿易網絡，都設有一套自己航道上的商業港口、海軍基地的共同海運特徵。他提出了「傳遞火炬」理論，論證了某些港口或海上要道對維持帝國霸權的地位至關重要。例如賈夫納港從葡萄牙帝國轉移到荷蘭帝國，科倫坡港從葡萄牙帝國、轉移到荷蘭帝國、再轉移到大英帝國，這些港口的佔有權變化，反映了全球霸權從一個國家到一個國家的轉變。依循上述理論，湯普森進一步指出，大英帝國的港口體系及其海外網絡，融合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帝國的優點，例如從荷蘭和葡萄牙繼承了印度和東南亞的戰略港口，再將其控制擴展到內陸腹地領土，例如建立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香港成為大英帝國港口，就令英國在亞洲航道上暢通無阻，而當香港主權移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亦自然象徵帝國實力的起伏。

在操作層方面，帝國航道上的海軍基地和民用港口，對於海軍和民用的海上任務自然至關重要。如果沒有廣泛基建網絡的良好支持，海軍永遠無法維持海上任務，而海軍的保護，也確保了民用航線的安全。因此，海軍基地和民用港口的所在地點，具有政治、軍事的戰略性考量，所提供的物資補給、資訊情報、修理及軍事支援等，足以影響海戰的成敗。理想的民用港口，能夠產生豐饒的利益，具體支持整條帝國航道的軍事行動，也給予軍事行動的正當性。海軍基地與民用港口、政治軍事和經濟航運兩者，構成了帝國維繫海權力量的必要條件。

在話語層方面，帝國港口、基地系統具有傳遞政治訊息、外交的功能，從來自古以來，各強權派出的使節團、留學生等，都是沿著這條航路步步為營的。在當代國際關係，帝國航道上的海軍港口更可設備核導彈、火砲設施、潛艇等，並警告同一地區的競爭者，不可侵犯其利益。民用港口亦能通過盟友的善意訪問、定期的軍港停靠及演習，甚或租借土地予盟友，建立海軍基地，去加強港口在帝國航道上的戰略價值。事實上，大英帝國早在21世紀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之前，已經建立了最完善的帝國航路；而今天很多國家都效仿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制定另一版本的民用港口投資方案，例如日本和印度聯合提出的「印日自由走廊」（Asia-Africa Growth Corridor jointly），或者歐盟提出的「全球互聯的歐洲」（The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initiative）等。民用港口越來越類似於海軍基地，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地緣政治資產和戰場。[2] 我們可參考德國地緣政治學者 Lasse Heerten 的以下描述：

19世紀中葉開啟了一個加速變革的時期，工程師、建築師和政治家開始開發基礎設施項目，並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實施：在本世紀下半葉，格拉斯哥、巴塞羅那或孟買的港口，把碼頭、起重機、碼頭、倉庫和造船廠等建築群不斷擴大，並疏導運河、河流，建設人工港池。當技術可行，西方帝國通過電報系統，聯繫各個港口城市，在這些城市中，有關國際貿易、金融和政治的新聞至關重要。港口都市作為新的航運、鐵路和電報線路的樞紐，轉變為全球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的大都市。[3]

由於帝國航道上的港口涉及港口設施的開發、維護，許多基建工程都需要大量資金，殖民地 / 宗主國政府往往無力支付，必須依賴其他公司、政府的投資，其中有政治、經濟兩重利益的考慮因素。像美國對臺灣港口的援助，就有建立亞洲的英美自由秩序防線等戰略意圖在內。又或中國大陸現今的「一帶一路」，通過借貸發展地區基建，再讓中資承包項目工程、聘請中國工人，一旦該地不能償還債務，基建即歸中國所有，從而擁有壟斷性的地緣政治、商業權利，這是另一大戰略。

另外，日本學者如木畑洋一等對「帝國航路」也有一家之言的觀察，強調帝國港口具有多元互動的功能，外來者來到殖民港口，其華洋混雜，殖民與被殖者的關係、文化，都為這些港口提供了有別於歐洲、亞洲主權國家的空間，揭示了帝國港口具有挑戰統治者敘事的可能。下一部份，我們會詳細介紹木畑洋一對大英帝國航道之上的香港港口的觀察。

[1] William R. Thompson,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Routledge, 2000) , P205-221.

[2] Chan, Wai Shun, Bringing the ports and port diplomacy back-i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role of Hong Kong, Macao and Shanghai in contemporary EU-China relations(Lancaster University, PhD thesis, 2020), P47-48.

[3] Lasse Heerten, Mooring Mobilities, Fixing Flows: Towards a Global Urban History of Port Cities in the Age of Steam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June 2021), P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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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Xz9RZJF5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