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82】國際政治經濟學如何理解「帝國航道」？ (Patreon)

如何理解香港在亞洲「帝國航道」的角色，學術上，我們可以參考197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派（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的經典演繹。

正如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曾怡仁指出，二戰以後至1970年代以前的冷戰世界格局，以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對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當時的國際關係研究理論，普遍只關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陣營之間的兩極對立，權力結構分明，主流傾向現實主義的主張，視主權國家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相信國家以維繫利益為首要任務。但在1970年代之後，兩極對抗體系開始鬆動，影響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由軍事、安全及外交結盟等議題，轉為貿易、金融、環保、跨國投資、南北經濟衝突等；主流國際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比較貿易原則，也無法應對國家積極介入市場的走勢。當昔日的理論框架無法再對應現實，國際經貿活動充滿政治性，就興起了IPE這門新學科；[1] 我們也得以從新的理論框架，回顧之前的經貿關係，從而看見香港這類亞洲帝國港口的特質。

IPE認為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並非彼此獨立的存在，而是互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分宏觀、微觀兩種觀察層次。在宏觀方面，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與運作，很大程度影響了國際經濟體系，例如國際經濟學者史佩蘿（Joan Edelman Spero）指出，從世界歷史觀察，17世紀有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主導重商主義的經濟關係；19世紀在歐陸勢力均衡、及英國海上優勢的政治體系下，建立以英國為核心的自由貿易國際經濟體系；19世紀末在英國主導權式微的情況下，出現新的勢力均衡的列強帝國主義經濟體系；二次大戰結束後，在美蘇兩強軍事對峙下，產生了彼此分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以及1970年代以來美國國力衰退、美蘇和解、與西方多元勢力興起的新國際經濟秩序。在以上歷史階段，經濟活動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都受到外交和戰略因素制約。[2]

至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微觀層次，則能看見經濟政策往往轉化為國家政治爭取利益的手段。像1973年阿拉伯國家對美國、荷蘭的石油禁運，企圖使兩國改變親以色列的外交方針；1979年的「伊朗人質危機」，終止西方從伊朗進口石油，希望迫使伊朗釋放人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協商、爭執，常會涉及人權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西歐各國援助的「馬歇爾計劃」，以及蘇聯協助東歐各國的「莫洛托夫計劃」，經濟手段的受惠地區，都進一步深化了兩大政治陣營的對抗。[3]

因此，在國際政治經濟理論中，亞洲的帝國港口，作為歐亞緊密互動的進出口、西歐殖民亞洲的重要城市，涉及大量貨流、人流、資本和知識的流動，正是以地緣政治促進經濟發展、又以經濟影響力反饋鄰近地區政治穩定的典型例子，就像威尼斯共和國以商業都會的港口身份，一度成為地中海一大勢力的往事。香港這類亞洲的帝國港口，在特殊的時空中，呈現了國際海運和主權領土的特殊關係，而港口殖民城市的地緣政治位置，正是歐洲列強與亞洲東道主外交的中介。帝國港口的航運，比陸上交通更具流動性，也較當時成本高昂的空中交通，更為可持續、長遠使用。尤其是蒸汽時代之後，由帆船轉變為蒸汽輪船，港口基建發達，就成為了帝國時代最關鍵的港口貿易系統。

[1] 曾怡仁：〈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與培藍觀點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2006年，頁66-69。

[2] Jo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97), p.5-8.

[3] Jo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97), p.8-9.

▶️ 延伸視頻：黃偉康：港元未與美元脫鉤：香港經濟還未崩潰的唯一原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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