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82】國際政治經濟學如何理解「帝國航道」?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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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香港在亞洲「帝國航道」的角色,學術上,我們可以參考1970年代開始大行其道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派(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的經典演繹。
正如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曾怡仁指出,二戰以後至1970年代以前的冷戰世界格局,以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對抗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當時的國際關係研究理論,普遍只關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陣營之間的兩極對立,權力結構分明,主流傾向現實主義的主張,視主權國家為國際社會的主要行為體,相信國家以維繫利益為首要任務。但在1970年代之後,兩極對抗體系開始鬆動,影響國際關係的主要因素,由軍事、安全及外交結盟等議題,轉為貿易、金融、環保、跨國投資、南北經濟衝突等;主流國際經濟學的自由主義比較貿易原則,也無法應對國家積極介入市場的走勢。當昔日的理論框架無法再對應現實,國際經貿活動充滿政治性,就興起了IPE這門新學科;[1] 我們也得以從新的理論框架,回顧之前的經貿關係,從而看見香港這類亞洲帝國港口的特質。
IPE認為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並非彼此獨立的存在,而是互有影響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分宏觀、微觀兩種觀察層次。在宏觀方面,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與運作,很大程度影響了國際經濟體系,例如國際經濟學者史佩蘿(Joan Edelman Spero)指出,從世界歷史觀察,17世紀有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主導重商主義的經濟關係;19世紀在歐陸勢力均衡、及英國海上優勢的政治體系下,建立以英國為核心的自由貿易國際經濟體系;19世紀末在英國主導權式微的情況下,出現新的勢力均衡的列強帝國主義經濟體系;二次大戰結束後,在美蘇兩強軍事對峙下,產生了彼此分立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以及1970年代以來美國國力衰退、美蘇和解、與西方多元勢力興起的新國際經濟秩序。在以上歷史階段,經濟活動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都受到外交和戰略因素制約。[2]
至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微觀層次,則能看見經濟政策往往轉化為國家政治爭取利益的手段。像1973年阿拉伯國家對美國、荷蘭的石油禁運,企圖使兩國改變親以色列的外交方針;1979年的「伊朗人質危機」,終止西方從伊朗進口石油,希望迫使伊朗釋放人質;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協商、爭執,常會涉及人權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西歐各國援助的「馬歇爾計劃」,以及蘇聯協助東歐各國的「莫洛托夫計劃」,經濟手段的受惠地區,都進一步深化了兩大政治陣營的對抗。[3]
因此,在國際政治經濟理論中,亞洲的帝國港口,作為歐亞緊密互動的進出口、西歐殖民亞洲的重要城市,涉及大量貨流、人流、資本和知識的流動,正是以地緣政治促進經濟發展、又以經濟影響力反饋鄰近地區政治穩定的典型例子,就像威尼斯共和國以商業都會的港口身份,一度成為地中海一大勢力的往事。香港這類亞洲的帝國港口,在特殊的時空中,呈現了國際海運和主權領土的特殊關係,而港口殖民城市的地緣政治位置,正是歐洲列強與亞洲東道主外交的中介。帝國港口的航運,比陸上交通更具流動性,也較當時成本高昂的空中交通,更為可持續、長遠使用。尤其是蒸汽時代之後,由帆船轉變為蒸汽輪船,港口基建發達,就成為了帝國時代最關鍵的港口貿易系統。
[1] 曾怡仁:〈理解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思路:史珮蘿、吉爾平、史翠菊與培藍觀點之比較〉,全球政治評論第14期,2006年,頁66-69。
[2] Jo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97), p.5-8.
[3] Jo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London: Allen & Unwin, 1997), p.8-9.
▶️ 延伸視頻:黃偉康:港元未與美元脫鉤:香港經濟還未崩潰的唯一原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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