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家書】如何理解大團結之後的大分裂？ (Patreon)

2019年之後，不少朋友慨嘆再也找不到那動人時光的互信。那一刻不少對手、仇敵放下成見，真的履行到「兄弟爬山」、「和勇合一」，處處閃耀大和解、大團結的光輝。但到了今天，無論是牆內、還是牆外的香港人，不但重拾昔日的種種標籤，而且分裂狀況彷彿更勝從前。

每次說起這現狀，都足以令最樂觀積極的朋友嘆息。但其實只要我們冷靜思考，一切不但都能理解，而且也依然很正面。

政權的刻意操作，那些文革式篤灰熱線、舉報獎金，無處不在的特務和小報告，職場和學校互相告密的風氣，還有刻意挑撥離間的小人與網軍，自然都是結構性原因。2019年處於非常時期，大家都暫時放下平日的計算，結成一個情感共同體，但正因為短暫、非常態，才顯得難能可貴；假如長存，反而不真實。而在2019年，香港人普遍對未來存有希望，當時的結構是擴張性、開放性的，充滿無限可能，但現在卻是收縮型的，大家都擔心基本盤不保，自然返回本能性的自我保護。加上每人都傾向相信自己的路線依然正確，大變後從新依然故我，也是情理之中。

但正是這樣，才顯得香港人與那些舉國體制、千人一面的不同。日前在《國際香港誌》分享過印度裔亞洲研究大師杜贊奇的民族主義理論，強調任何身份認同都不是線性的，而是往往各自表述、乃至群體內部互相衝突而成的。他們加在一起，才是一個整體的身份認同，這其實是學術表述「兄弟爬山」的概念。

然後，和講述2019年及其他香港歷史重要事件的紀錄片《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做了一個訪談，談及他為什麼他把六七暴動、八九六四、反送中運動等當事人並列一起。想不到並列之後的戲劇效果，大家立場南轅北轍，卻同樣具有香港人不能自決、憂鬱的宿命；其實，這同樣是杜贊奇非線性民族主義的表述。

至於誰是結構性的「兄弟」，從來不是當事人自己可以定義的，也不是他們之間的關係足以演繹的。以杜贊奇的母體印度為例，甘地是不少印度人心目中的國父，二戰期間與日本人合作的鮑斯被甘地視為「印奸」，但今日鮑斯卻被印度人視為「共同國父」之一，加爾各答機場更以他命名，官方歷史認為他和甘地、尼赫魯等人「兄弟爬山」，才能加速印度獨立。

又像拿出人民幣，上面有四個肖像：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對毛澤東而言，劉少奇是「黨內走資派」、「內奸、叛徒、工賊」，文革期間不但要打倒、更被鬥死，官方歷史評價理應和其他毛澤東鬥垮的對手王明、張國燾等人一樣。但就算是中共政權，最後也不理會毛澤東的定性，文革後就把劉少奇平反，然後將上述四人列為「兄弟爬山」的中共建國集體領導。

今天又有誰知道百年之後，誰是誰、誰是兄弟？在力所能及範圍內做好自己本份，水滴石穿，人生總有分分合合的一天，就看誰笑到最後。

▶️ 延伸視頻：鄧小樺訪問沈旭暉：你為何不快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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