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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釁當年事悠悠,滄桑之變喜還愁。誰圖莽草荒煙地,附與英人泊萬船。」- 森鷗外,1884年,沿帝國航路停靠香港之作

我們談過進入香港的各地商圈商人、香港人的國際身份認同之後,進入另一個主題部份:「帝國航道」(empire route),即香港昔日如何連結屬於整個大英帝國。畢竟香港除了是一個自由港、國際港,「自古以來」,也是作為一個帝國航道之上的「帝國港口」。每談到「帝國港口」這類名詞,在某些政治掛帥的歷史觀,自然馬上會想到「殖民主義」、「種族歧視」、「侵略」等負面形容字詞;在西方觀點,則可能浮現出歐美等西方帝國把「文明的侍女」,諸如「衛生」、「醫療」、「公共設施」等概念,作為對殖民港口正面改造的證據。這類帝國港口歷史的爭論,以往彷彿只能非黑即白,但如此簡化的二元思考,正如上一章談及杜贊奇對香港身份認同的非線形理解,恰和港口的多元、混種文化特質相違。

就像史學家杭特(Tristram Hunt)在《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提出,與帝國有關的論辯,不應只局限於「善」跟「惡」的對立,殖民史有更廣泛的交流、互動與適應過程:「城市史有助於我們克服那種讓當地人扮演殖民體利受害者——被動接受歐洲都市規劃的人,對此既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影響力——的做法。」[1] 檢視帝國港口的城市互動史,有助我們更加了解地緣政治之下,香港這類港口在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重要角色,與及「與國際接軌」深厚的歷史基礎。

即使在香港主權移交後,沒有了英國政府在管治,但其實依然在服務有實無名的「帝國」。參考二十世紀末的全球化有關框架論述,正如前章講述,社會學家薩森(Saskia Sassen)創造「全球城市」(Global city)一詞,描述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城市中心的發展,強調下層勞動力的遷移,通過國際航班、精英和資本的流動,使不同全球城市之間的聯繫緊密。在這個背景下,促成了一個全球城市網絡,打破傳統以國家為主要角色的互動,令我們更重視國際大都市之間的關係。[2] 所謂「紐倫港」一類概念,其實不過是以全球化資本整合幾個大城市的「21世紀金融帝國航道」而已。而又有什麼比高度發展、多元交流的國際空間更適合當「全球城市」呢?因此,許多歷史學家都轉而以此概念,觀察、分析當代港口航道的歷史。

然而香港這類位於東亞的帝國港口城市航路,相對英國與印度的航路(route to India)研究,歷來較少受人關注。印度可謂大英帝國最重要的殖民地,因此從英國至印度的航線,主流視作帝國交通的關鍵要道,備受重視。但是大英帝國航路的整體,並不止於歐洲到南亞的港口城市,新加坡、香港,乃至並非英國殖民的上海、神戶、橫濱等,都可算是廣義帝國港口的代表,從帝國時代至今日的後帝國時代,仍然具有高度全球互動的影響力。在這一章,我們將以香港為主體,觀察它如何連繫亞州的其他港口都市,從而重新揭示地緣政治角度的香港國際港口特色,重構帝國航道在國際政治經濟關係的作用。

[1] 崔斯坦·杭特著,馮奕達譯:《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蔚藍文化出版,2017年,頁16。

[2]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延伸視頻:《被發明的傳統》:英國王室的大部份禮儀,居然都是近代才發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CFveiYX9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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