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075】章太炎、陳炯明「聯省自治」，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啟發 (Patreon)

杜贊奇批判傳統歷史學家對民族主義的線性演繹，認為當我們談及歷史，其主體仍然是民族本位的，但人們一般不會懷疑自己所學的歷史，是中國、印度、日本或法國的歷史，只會相信那是「歷史」。然而，我們實在不能把自己理解的歷史，天真地看作是「真實」，必須關注這版本是如何敘事、與及背後的政治，其中的取捨揚棄，都會扭曲真相。然而杜贊奇之目的，並不是為了妄求考證甚麼是未被污染的、原始的歷史，而是通過確定多層次、互相衝突的敘述結構，從而拯救歷史的立體和多元演繹。換句話說，根據這理解，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必然有不少元素來自中國民族主義，無須、也不可能完全將之排斥為安德森所強調的「他者」；同一道理，中國民族主義本來也可以將各種地域意識涵蓋在內，今日政權採取的絕對劃一主義，絕非常態。

故此，杜贊奇主張一種複線的歷史觀點，即「一種試圖既把握過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其傳播（transmission）的歷史」[1]。由於任何群體並非有著固態、界限明確的團體，而是有著變動的邊界，諸如飲食、習俗等，都是民族的「柔性邊界」，但一旦經過政治力量的規範，即會變成所謂「剛性邊界」，形成新的身份認同的組成部份。杜贊奇就上述歷史演變，提出解構性的新詞：「承異」。「承異」強調的是，「傳承」和「異見」之間的互通。也就是說，任何民族主義或身份認同在歷史溯源時，其實常和「自我」與「他者」的區分聯繫在一起，傳承同一之時，也就同時承接了異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承異敘述與群體自我界定聯繫，不僅適用於少數民族如滿族或蒙古族的民族主義，而且適用於不太顯著的族群，包括漢族內部區域性及地方性的群體，如廣東人，如所謂的『亞族群』，如胥民、回民、蘇北人等。」[2] 這種「第二層次的歷史」，提示我們要理解「承異」過程中，試圖利用、掩蓋或壓制的具體過程。當我們看見這種人為演繹的非黑即白、對抗性關係時，就能夠發現，民族國家的官方歷史，實就是試圖利用、掩蓋或壓制異見的那一刻。

中國一直是中央集權的帝制國家，某程度上，今日中國政權的集權比起歷朝歷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使得中國歷史上，主流學派很少進行過有關地區性或地方身份的研究，這正是民間歷史學家如劉仲敬近年在海外異軍突起的背景。杜贊奇指出就算是對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區域層面的省籍認同其實也是必然存在、及非常必要的，「特別是南方省份的傳統，看做可以用來建構一種替代性政治身份的材料，以便使之能夠挑戰現存國家及其有關民族使命的觀念」。像中國20世紀初期出現中央集權之外，也中國出現了聯邦主義的國家觀念，章太炎提出聯省自治，而廣東的陳炯明政權亦一直堅持省內自治、民主改革及全國建立聯邦制國家，而且陳炯明政權也不是惟一一個致力於此種目標的政權 [3]。

就此，杜贊奇特意提及台灣、香港，點出近年所出現的獨立、自治思潮，一再表明，「對於那些仍有條件可以表達不同觀點的人來說，民族國家仍意味著不同的東西」，也就是間接承認了香港人有自己定義的身份認同。他指出中國就算有今日共產政權的強勢，但各省的自給自足，也加速促成了新的地方身份認同，「特別是正在崛起的以香港資本與文化為中心的、與北方的打工者和『封閉心理』相對立的南方身份認同」[4]。而任何民族國家的形式，都可能無法控制沿海省份的經濟聯繫，使得其發展獨立於中央集權之外。[4]

總括而言，杜贊奇強調「複線的歷史不僅用多樣性替代了單一體的演化，而且否認歷史是因果性、線性發展的，否認只有在因果的鏈條中才會前因產生後果。複線的歷史視歷史為交易的（transactional），在此種歷史中，現在通過利用、壓制及重構過去已經散失的意義，而重新創造過去。」[5] 這種「複線的歷史」點出，歷史之建構乃交易的過程，也是「承異」的演變。但我們必須留意，正如杜贊奇所說，他並非放棄、拒絕客觀性，把一切視作抽象的主觀論述；他所批判的，乃客觀主義的歷史模型，忽視了歷史的敘述形式，由當權者操縱之下，事實只能有其局限之中產生意義。杜贊奇認為歷史就像打給我們的電話，我們必須大體在其框架之內，對之答覆，具有歷史的物質性、他在性，並非天馬行空的沒有邊界。

杜贊奇創新的「複線的歷史觀」、「承異」以及「第二層次的歷史」，都給予了香港人反抗中國官方民族歷史的可能。香港新生代導演陳梓桓的紀錄片《憂鬱之島》，將六七暴動、文革大逃港、八九六四百萬人大遊行、零三七一遊行、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等並列一起，反映不同時刻、不同立場、不同表達方式的香港人的共同宿命，正是這種「複線的歷史觀」的表達手法。正由於民族的身份認同具有多元性、流動性，無論我們怎樣理解中國民族主義、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認為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也讓我們了解主流民族歷史建構的過程，從而重新發掘不一樣的真相。正如他結論所暗示，任何強化非黑即白、製造中共常依賴作為管治模式的二元對立，都是遠離現實的：

從這一有利的位置出發，批判性的史學就能夠將權力歷史化、解體化。在揭示被認為是原初的、排他的、連貫的身份認同的歷史性時，複線的歷史質疑那些試圖以文化權威性的名義，來固定社會界限者的觀點。這種真實性缺少寬容與相互依賴的能力，因為它不願承認自身內部的「他者」。[6]

[1]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50。

[2]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68。

[3]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72、193。

[4]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94、223。

[5]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224-225。

[6] 杜贊奇著，王憲明譯：《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227。

▶️ 延伸視頻：李龍鑣：為死在香港的「孫中山叛徒」廣東軍閥陳炯明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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