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323】近親繁殖：《大公報》老一輩夫妻檔傳統解惑 (Patreon)

雖然昔日香港左派圈子自成一國，以「紅色經濟圈」方式運作，但看見不少《大公報》上一代的前輩都是夫妻檔在同一機構工作，包括我外公、外婆在內，還是感到難以置信。

根據正常人性，無論在甚麼性質的機構，夫婦在同一公司工作從來都是江湖大忌，很容易公私不分，無論是把公事帶到家庭私人空間，還是將私人感情和人際網絡挪用到公家，都不健康。例如我太太，雖然認識我很多同事、朋友，但我本來一直堅持在家絕口不談公事，也不聽她的公事，官方理由是「外戚宦官不得干政」。可惜離開香港後，因為台灣報稅表強制視夫婦為一個整體，才被逼打破不少禁忌，誠屬不幸。

1949年後來到香港《大公報》那批南來文人當中，由於不少夫人都是知書識禮的知識份子，為了陪伴丈夫也好，為了幫補家計也好，為了避嫌也好（假如在英國殖民地立場相反的機構工作，很容易在那個封閉環境帶來大量是非），最終都在同一機構落戶。外婆在報館內的不少好友，都是這樣的「夫人幫」，而這種家庭結合工作的氣氛，自然又強化了「左派大家庭」的整體運作。

記憶所及，或以我所知，例如社長費彝民除了讓兒子、女兒都在《大公報》工作，兒子費大龍的太太丘大姐也是《大公報》職員。《大公報》的晚報《新晚報》總編輯趙澤龍的太太陳大姐也是在《大公報》工作，是外婆很要好的同事，他們的女兒在奧地利華埠開了當地最豪華的中餐館，作為當地著名僑領之一（「僑領」的具體工作則自行意會）。陶傑的父親曹驥雲是《大公報》副總編輯，太太常大姐也在《大公報》工作，也是外婆那一代的朋友，現在依然健康生活中。劉天蘭兄妹的父母都在《大公報》工作，父親飛機失事死後，在副刊工作的母親楊大姐獨力帶大她們。外婆在校對科的上司主任名叫蔣其中，下一代稱為「蔣伯伯」，因為身型肥胖，很快就被稱為「漲卜卜」，他的太太李大姐同樣是《大公報》員工，二人女兒名叫蔣星星，據說是陶傑小學時代的女神......

這樣的傳統，自然造成近親繁殖，而且也難免將兩個領域不自覺的合而為一。例如小時候，印象中外婆每提及一位同事「薛大姐」就咬牙切齒，原來這位大姐是外公財務科的下屬，後期才從中國大陸出來，作風風騷撩人，因為是同一報館的同事，外婆就本能性的感到不高興，但要說她工作上有甚麼問題，又說不上。在這樣的環境中，可以想像的是必然充滿各式各樣的gossips和是非；當然，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好同事、戰友，也的確會產生朝夕相見的親切感。

想深一層，也許正是因為左派機構對家庭充滿不信任，認為任何形式的「組織」只要在那個「唯一的組織」以外，都是「危險」的，因此將家庭融入這個「大家庭」，其實也是為了產生局部瓦解家庭樞紐的作用。在這個定義扭曲的「大家庭」，任何一個同事，都可以以「大姐」「叔叔伯伯」之名，堂而皇之以big brother姿態，走入你家中問長問短，某程度上，這和中共在新疆派漢人進入維吾爾人家庭當「哥哥姊姊」監視對方一舉一動，沒有本質上的分別，只有執行上的差異。

不過昔日這些前輩普遍律己較嚴，假如其中一人是高層（通常是丈夫），通常都很自覺不會讓太太也成為高層以避嫌，同時維持「階級感情」。不過這樣的潛規則已成絕唱，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大規模派新生代大陸人到香港《大公報》進行「再奪舍」（母親在家中通常私下稱之為「嗰班表叔」），近十年更大舉聘請從中國大陸來港讀書畢業的「港漂」，反映「清一色」之後，那個「大家庭」其實也不太被信任，因為還不夠左、還不夠「大陸化」。

奪舍之後還要再奪舍、革命之後還要再革命，太陽之下就是無新事。

▶️ 延伸視頻：悼念李怡前輩：感謝《失敗者回憶錄》給我的人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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