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69】香港人的國際身份認同，由被「他者化」開始 (Patreon)

根據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身份認同或民族都是「想像的」，就像每一個「香港人」一樣，本質上的個體都是「有限的」存在，自然無法接觸到所有的香港人。也就是說，就實際經驗而言，我們都無法認識每一個在我們這個群體中的人，既然無法認識整體，就必須依靠想像、意象連結彼此，使「香港人」活在彼此心中。

用他的術語，我們可以概括三大重點。

• 第一，身份認同或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因為身份認同或民族必須經由「他者化」（Othering）的過程產生，通過排除異類、或被其他人排除來定義自我，才有其特定的邊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身份認同或民族，聲稱自己的族群包含全人類。
• 第二，身份認同或民族被想像為「有主權的」，因為身份認同或民族集體意志的最終實現，往往伴隨著一個能自力更新、自我控制的政體之成立。有了掌控自己命運的工具，才能實現自由和理想。
• 第三，身份認同或民族被想像為「共同體」，即使實際上，內部或有各種矛盾、衝突，但就其理想的概念，總是高舉友愛、平等的同志之情。

經過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上述三點，相信會得到更多香港人的共鳴。

那麼香港的國際港口歷史，能否在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中，即根據香港獨特的國際經歷和位置，以一個主觀意義之下的身份認同或民族定義，去開展「香港共同體」？我們不妨從香港的邊陲地緣歷史觀察，就不難發現香港的「有限的」想像、他者化的過程，首先來自「自古以來」與中國中原文化的差異。例如被中原貶為賤民的海洋文化的蜑家人，再到了英國殖民統治時代，香港人與中國格格不入的情況，更是主流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泉源。不少香港不同朝代的「大中華主義者」、親政府（無論是哪個政府）的「建制派」，都很希望維持香港不同中國大陸的性質，否則「一國兩制」就不會成為不少人曾幾何時的信心來源，這是否長治久安的制度是另一回事，但假如甘心「香港等同中國大陸」，又何不行「一國一制」？

與中國古都西安、近代首都北京或南京等城市相比，香港從來在政治上，都處於中華文化的邊緣位置；與曾有「東方巴黎」美譽的繁華大都會上海等城市相比，商業上，香港本來也一直處於邊緣，甚至相對於廣東省省會廣州，也是邊緣。然而弔詭的是，正因為香港在政治上不屬於中國中原文化核心地段的一部分，無論它的法理身份為何，才會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間，被不少歷史學家看成堪稱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地方。[1]

為甚麼香港作為「他者」，反而能協助中國大陸這個「我者」？自港英殖民時代起，如太平天國戰爭、1911年辛亥革命前後、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後、反右與文革「大逃港」期間等，中國大陸每有亂況，香港都成為中國百姓逃難的城市；他們來到香港後，就往往擁抱「他者」身份認同。加上海外華人社群的成長，不少都是通過香港「走出去」，香港逐漸成為海外華人跨國貿易網絡的基地，由中國沿岸港口到東南亞、澳洲、美洲，都以香港為樞紐。由於港口的貿易發達，吸引了更多不同背景的華人、洋人留港定居、發展，形成了新的國際香港身份認同。

正如高馬可概括，「香港是自絲路和蒙古人之後，中國與世界聯繫的最重要紐帶。直至最近幾十年為止，約百分之九十從中國移民海外的人都取道香港。」[2] 1997年主權移交以來，香港特區的統治者、特別是身為「上海幫」成員的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愛說「中國好，香港好」；歷史卻告訴我們，剛好相反，「中國不好，香港才好」，因為從中國大陸流動帶來的人力、資金、技術等，都是以「他者」身份促進了香港的繁榮發展，也比中國大陸人更有擁抱國際的視野、勇氣和逼切性。另一方面，在港英政府治下發展出的西式生活習慣、法治和自由觀念，使香港居民愈來愈看見自身和中國大陸人在文化、習慣、價值觀上的區別，逐漸產生屬於「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優越感，而這種認同，又和國際社會賦予香港的獨特位置密不可分。

[1]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2。

[2] 高馬可著，林立偉譯：《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香港中華書局，2013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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