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316】港英左派家庭的兩面性：智利聶魯達的鏡像 (Patreon)

為甚麼外婆一方面可以在香港《大公報》圈子生活幾十年，另一方面維持非常西式的舊上海小資品味和生活習慣？為甚麼她一方面知道中國大陸親戚因為「家庭成份」被批鬥的苦況，嚮往在美國、台灣的親戚的生活型態，但另一方面始終不會「投奔自由」？這問題，我近年不斷思考，不只是關於家庭，也是關於整個圈子。我父親笑說他們「思想左、行為右」，我想這是很好的概括。

然後，我再和更多的前輩交流，發現在港英年代，《大公報》圈子的「生活行為右」的程度，甚至可能比港英自己培養的親英圈子更「右」，除了因為那些南來左翼文人都是舊上海那一套洋化教育出身，還因為香港剛好給予了他們一個非常獨特的空間，古今中外都不容易複製。例如據說在報館內，劉天蘭的母親天天穿一襲優雅的旗袍上班，邊寫稿邊抽煙邊聽英文流行曲，那是張愛玲那樣的氣質；他們的員工經常搞西式舞會，看荷李活電影，對那年代的英美明星如數家珍，飲食品味也是東西方最時尚的結合。他們和香港各界精英都相處得很好，就算是立場相反的知識分子，都很愛和當時的左派文人交往，因為他們其實屬於同一個階級。

幾年前（是的，才不過幾年前），當時還未開始YouTube Channel，但有日心血來潮，想談智利左翼文豪聶魯達（Pablo Neruda），於是邀請了長毛對談，還有鄧小樺，地點在長毛的立法會辦公室，背景是一幅巨型拉美革命油畫，現在回看，自然極度欷歔。我並非文學愛好者，也毫無意欲班門弄斧，對聶魯達有興趣，正是因為看了關於他的電影《流亡詩人聶魯達》（Neruda），感覺這位智利左翼文人的人生矛盾很似曾相識，活脫脫就是香港《大公報》昔日「紅色文人貴族」的味道（今時不同往日，今日香港《大公報》財大氣粗，也被再三「奪舍」，早就淪為大陸小粉紅基地）。

聶魯達的故事，與《大公報》的紅色貴族

早於1920年代，年輕聶魯達已經在智利外交部任職，那時的「舊智利」就像「舊上海」，屬於十里洋場的繁華歲月，因此聶魯達也是由古典文學開始訓練長大。1927年，他成為智利駐緬甸領事，後來又曾赴阿根廷、西班牙等地擔任外交官。雖然他進入外交界的動機只是謀生，但在各國累積的人脈、開拓的視野，都令他後來的詩作獲益匪淺。西班牙內戰期間，聶魯達親眼見證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代表的法西斯風暴，更有好友遭法西斯謀殺，自此終生成為左翼信徒。換句話說，他的反法西斯左翼理念，其實是源自國外，而非今天一般左翼那樣源自國內。

聶魯達從歐洲回智利不久，得知50萬西班牙難民湧入法國，法國政府在右翼壓力下反對「大愛」，把他們安置在南部難民營，令他自發進行「拯救西班牙難民」行動。當時他自告奮勇，擔任智利政府的西班牙移民專員，到法國與西班牙流亡政府使館合作，專門建造了一艘運輸船，把2000多名難民接回智利。雖然駐法國的西班牙官員不少屬右翼勢力，但對聶魯達的「義舉」諸多留難；而在智利內部，對是否接納西班牙難民也莫衷一是，但最終行動大獲成功，大大提高了聶魯達在國際左翼陣營的影響力。他一生都有光環，很大程度是源自這份資本。而這類經歷，不少《大公報》高層都有異曲同工的往事，例如早前談過那位中英文造詣極高、曾做過國民黨湯恩伯秘書的李中瀛。

聶魯達正式加入智利共產黨、公開反對右翼政府後，他在智利權貴階層便開始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他於1940年代擔任駐墨西哥大使，被指包庇在墨西哥暗殺托洛茨基的兇手，更成為終生污點。隨後智利政府取締共產黨，將聶魯達驅逐出國，令他開始了三年海外流亡生涯，期間得到不少左翼文學家、藝術家幫助，包括西班牙摯友畢加索，最後甚至遠遊到印度、中國、錫蘭和蘇聯。其實，聶魯達本身並非激進共產主義者，個人鍾情資本主義享樂生活，非常有品味，也很有階級觀念，就像不少歐美左翼知識分子；他也並未親身參與共產革命，只是因其左翼文學作品和聲譽，而成為了一具圖騰。

聶魯達與不少文學家一樣，個人情感經歷十分豐富，有過三任妻子，極多情人，還會尋花問柳。在前兩段婚姻中，聶魯達均未有建立穩定感情，以離異結束，直至他流亡期間，照顧她的烏魯緹娜（Matilde Urrutia ）成為他的第三任妻子，也以「聶魯達夫人」之名廣為人知，死後回憶錄出版，不少近年對聶魯達的研究，均以此為本。

1950 年代後期，智利國內氣氛開始左轉，聶魯達得以返國，更在1970 年選出左翼領袖阿連德為總統，聶魯達也欣然在阿連德政府任職，擔任智利駐法國大使。其實年前他到美國參加國際作協年會，一度令左右翼文人破冰，已顯示了他的外交功力深湛。駐法大使是聶魯達的最後一份外交職務，期間他與歐洲官員協商談判，爭取重組智利在歐洲和美國的大量外債。1971 年，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國際聲望到達最高峰。不久智利國內爆發美國支持的右翼皮諾切特軍事政變，阿連德總統被刺殺，聶魯達也不久病逝，一直流傳他在醫院被皮諾切特支持者毒殺的陰謀論，因為他本來才是左翼支持的總統候選人，有傳在阿連德死後計劃出國，成立流亡政府，因此新政府必須把他置之死地。

這些國際經歷，除了令聶魯達保留了「在地」的一面，也令他掌握了現實政治操作的技巧。拉美對詩人的尊崇，本來就遠超其他地方，加上聶魯達懂得利用國際資本加強國內地位，又能夠利用國內異見身份鞏固國際聲望，成為一代傳奇。

香港《大公報》文人在五十到八十年代，除了文革剛開始那一兩年，基本上都是以「聶魯達方式」生活。他們可以享受港英政府提供的言論自由，自己固然可以暢所欲言，又可以接觸一切自由思想，與不同陣營的人「交朋友」，無論背後處於甚麼動機，這都是聶魯達那種社會資本得以建立的同類背景。他們雖然左傾，但不用過中國大陸的苦日子，反而可以延續舊上海的小資生活，表面上是說為了「方便與西方世界溝通」，其實心底裏莫不像聶魯達那樣，希望這種「崇優」生活能夠永續。

在這樣的物資條件、精神生活基礎上，顯示自己的思想左傾、「進步」，代價就十分有限，雖然也會落入港英政府的黑名單，但在文化界，左翼文人這身份卻具有全球尊重的地位，就像聶魯達、或中國的「國際友人」統戰對象韓素音，反而可以得到更大名聲。到了他們理想的那一套最終變成事實，在自己的社會出現，才發現「好日子」已到盡頭，但畢竟一生都在那個虛幻的泡沫生活，早就產生了斯德哥爾摩候群，要離開很難，儘管明知道這套有問題，但也只能共生下去，頂多酒後發發牢騷；「組織」知道他們離不開，也不為已甚。不過，有這些反思的已經是最頂尖的一群，那些庸庸碌碌唯唯諾諾的，自然等而下之，連談論的價值也沒有了。

▶️ 延伸視頻：堅離地傾：聶魯達 x 長毛 x 鄧小樺 x 沈旭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Bmk6O6yQ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