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66】夾縫中的東西橋樑「買辦」，與被遺忘的蜑家人海洋面向 (Patreon)

在各種洋商、華商以外，為香港的國際資本開拓居功至偉的，還有介乎兩者之間的「買辦」階層，他們也可算是香港的獨特存在。

「買辦」原是葡萄牙文「Comprar」，意譯為「購買」，英文則作「Comprador」，早在葡語盛行的廣州十三行貿易年代已經出現，不過大行其道，還是要在使用普通法營商的英國人手上。買辦是洋商機構與華人交易時的中介人，在洋行、銀行、船公司、藥房、酒店、保險公司等都能看見他們的身影，他們除了支取薪金，又能在交易中抽取佣金獲利，但需負責壞賬，以及承擔交易的風險。在香港開埠初期，買辦並未完全制度化，在不同洋行有高低不一的不同地位，但發展到後期成熟階段，每一洋商機構都設有一「買辦房」，日本學者小椋廣勝就指出在香港這些洋行，「買辦不是合夥人，共營者，但也絕不是普通僱員，而是世襲地握有洋行代表權的人物」。[1]

買辦所展示的，正是香港一直延續至今的社會流動性與東西文化共融性，還有香港人在夾縫之中尋找機會的機動能力，這種能動性有時候被直接稱之為「香港精神」。文化學者羅永生在他的著名文章〈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中，這樣分析買辦興起背後的早期香港狀況：

「早期香港的人口存在著極高的流動性，這些從外地過來找尋工作和生活機會的人，當中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華人，他們並不以香港為永久居留地。殖民地政府不承認他們的公（市）民地位，也不賦予他們公民權責。而中國歷任政府也刻意利用這種含糊狀態，不設邊防，華人基本上自由出入，情況與其他中國沿海城市的『租界』相若。『本土意識』在租界的歷史環境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哪怕是有一種租界住民的意識，它都不會是一種排他和獨一的歸屬，而是和其他的身分認同高度重疊。租界住民的意識亦只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下，才會轉化成政治上的能動性。 」[2]

買辦因為言語、地域關係，主要是廣東及江浙出身，不過最有特色的還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本土買辦，其中包括有一個經常被主流歷史邊緣化的特別群體，那就是我們在第一章裏〈海洋網絡史觀〉提及過的水上人家：蜑家人，也就是香港真正的「本土派」。他們在香港開埠前，已經是跨境走私經濟體系的一部分，開埠後則是港英殖民政權的第一批合作者，可以說是「漂白」成功的第一批本土商人。蜑家人以船為家，並以捕魚為業，這種生活方式不但受廣府人歧視，更使他們被大陸政權的官府視為未開化的「蠻族」，被明文禁止居於陸地，亦不得參與科舉，卻反而造就了他們「自古以來」與外商溝通的能力。[3]

在廣州獨口通商時期，英國前來廣州進行貿易的洋船都停泊在廣州黃埔村，而黃埔村的蜑家人則與洋船進行交易。由於被廣府人歧視，這時蜑家人的生計，就已高度依賴洋商。後來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蜑家人因而失去生計，不得不跟隨英國人走往香港，繼續原來的生意。其實蜑家人根本是香港開埠早期的主要華人組成部份，一度佔總華人人口2/3，只是後來不同學者因為種種原因予以淡化其重要性，加上他們自身也有意無意間隱瞞被歧視的出生，才令這族群的重要性不太為後人所知。 [4]

香港第一代華人首富是蜑家人盧亞貴，然後更著名的是蜑家買辦，來自廣州黃埔村的郭松。他早期為英軍提供食水補給，後來大概不為大陸鄉里所容，加上香港開埠後機遇處處，遂移居香港。1845年，英國鐵行火船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and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也稱大英火輪公司）在香港設立分行，由郭松擔任買辦，自此這位蜑家人走上了輪船運輸業、輪船修造業的康莊大道，被稱為「香港第一代華人船王」，後來更反客為主，富有得足以收購了這家公司的修船、製造業務，再把事業開拓到港開放的上海港。除了從事航運事業外，郭松還開辦了一家企業「發興號」，率先引進奶牛到香港，開設麵包作坊，貿易橫跨華南地區，已經完全是進入社會最上層的富豪。他的資產有相當部分是地產投資，亦積極參與慈善事業，兩度擔任東華醫院總理，中區更曾有「郭松街」（Quock Acheong Lane）為其命名，是香港以華人為街道名的首例。1879年，英國之下的愛爾蘭爆發最後一次大饑荒，郭松曾與著名「高等華人」伍廷芳、王韜等代表香港人對大饑荒捐輸，獲得來自愛爾蘭的港督軒尼詩表揚，須知當時不少港督來自還未獨立的愛爾蘭，這除了反映香港買辦階層的國際視野，也可見他們的敏銳觸角。[5] 根據高馬可的《香港簡史》考證，他在1881年甚至是香港交差餉最多的一人，不過其他考證則指當年繳交最多賦稅的是早前提及的金山莊富商李陞。[6] 

無論財富數字如何，這反映了蜑家人就算長期被邊緣化為低下階層，在英屬香港也可以通過參與國際貿易，迅速走到社會最上層。後來匯豐銀行的第一任買辦羅伯常，又是來自黃埔村的蜑家人羅伯常。從郭松和其他一眾早期香港華人買辦的例子裡，可見即使是備受歧視的族群，只要在相對自由的環境裡，也能夠憑藉各種個人實力與冒險精神爬上高位。正是這種社會流動性，令國際資本願意給予機會予香港最基層的本地人，本地人也知道要脫貧必須擁有國際視野，而且知道自己的落地能力，正是外來投資者所無，在急速致富的動力下，填補了國際資本在其他地方未能滲入社會最底層的缺憾，才令香港成為最名副其實、全方位的國際都會。

[1] 小椋廣勝：《日據時期的香港簡史》，68頁。

[2]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文化研究@嶺南，第45期，2015年3月。

[3] 張振江：《早期香港的社會和語言》。

[4] 張振江：《早期香港的四個華人族群》。

[5] 陳曉平：《世間本無「郭甘章」》，https://www.sohu.com/a/303785671_161795。

[6] 高馬可：《香港簡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

▶️ 延伸視頻：曹家道：「紅頂商人」徐展堂與China Club，如何成為中英外交的白手套？（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rjsTMk8B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