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64】「大東亞共榮圈」並非純文宣：北角「小福建」居然源自親日僑商 (Patreon)

進入20世紀後，隨著海外華人的發跡，以及一些海外國家出現排華政策，香港已不再是單純的中轉港口，而是可以看作一個「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的中心樞紐。來自各地的海外華人資本開始於香港建立各自的商業王國，再以香港進軍各大腹地，包括中國大陸各部，也包括東南亞、東北亞。香港華商在中日關係最惡劣時，負責維繫兩地最後的商業往來，就很值得書寫。

自甲午戰爭在 1895年結束後，中國一直深為日本帝國的擴張野心困擾，各地不時掀起自強救國運動，其中一個常見口號是罷日貨、買國貨。但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不少在港華商都積極參與中日貿易，並沒有掀起大規模的民族排外主義，也始終沒有捲起反日貨風潮，這是中國官方的民族主義學者始終刻意迴避的。美國華人學者郭慧英於《帝國之間、民國之外》曾經指出：「香港和新加坡的商業走廊，是在中國、南洋與日本帝國（包括臺灣）貿易交流與政治動員之中，華商跨域活動的匯集處。這個空間的歷史，也因而是多重的流動史。」[1] 這種流動史，可以體現於商人之間的資本流動，而作為英日聯盟的延伸效益，早在1899年《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正式生效後，香港轉口的日貨便可得到中國大陸的低稅優惠，因此香港成為了華南日貨集散地。從橫濱與神戶進口的日本布，便是典型例子。

其中一名著名中日貿易華商是生於福建同安的郭春秧，他的整段人生都於亞洲遊走，香港是他其中一個重要據點，其事蹟可參看同樣來自南洋的新聞工作者蕭偉基的介紹。這位傳奇人物十六歲隨叔父郭河東遠赴當年屬荷蘭殖民地的爪哇謀生，經營白米、糖、茶葉等生意，因經營有道，成為當地糖業鉅子。1888年，郭春秧到台灣經營茶業，在台北大稻埕成立錦茂茶行，外銷包種茶至南洋，更創立台灣茶商公會。七年後，甲午戰爭爆發，大清帝國戰敗，割讓台灣給日本，然後日本殖民地政府賦予郭春秧日本國籍，讓他在南洋享有和歐美國民平起平坐的權限，藉此利用他來拓展大日本帝國在南洋的勢力範圍。1909年，郭春秧與日本駐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領事浮田鄉次共同成立「爪哇巴達維亞台灣公會」，會員包含多位爪哇僑商。1919年，台灣華南銀行設立，郭春秧出任該行顧問，勢力龐大後，終於結合日資、華資、海外僑資實力，染指香港。[2]

郭春秧曾回故鄉福建投資和捐助，建設農場、糖廠、貿易行及小學等，並且鋪路造橋，贈醫施藥。同時，他也參與廈門鼓浪嶼的開發，然後走到香港擴展糖業和地產業務。郭春秧於1921年成功投得香港的北角發電廠（即今日北角城市花園地段）旁一幅面積達7萬5千平方呎的土地，原本計劃填海後興建糖廠，後來因為省港大罷工而延誤，加上當時糖價不斷下跌，郭春秧於是把填好的土地轉為地產項目。就在此時，香港政府將該處一條連結北角道、糖水道的街道以這為日籍歸僑郭春秧命名為「春秧街」，可見其地位。自1930年代起，大量來自中國福建省的閩僑遷入北角春秧街，形成一個俗稱「小福建」的社區。[3] 不少香港新一代以為「福建幫」是中共建政後的副產品，其實居然是源自曾幾何時的親日商圈，也可算歷史的諷刺。

儘管香港華商長袖善舞，日本商人在這段時間要進一步拓展香港市場，卻是無功而回。日本雖有雄心，但卻遭遇極大挫折，當時的日本駐港領事鈴木充美曾經就此作出三點分析：首先，香港的華商團結力甚強，外人根本無法插入；其次日本商人欠缺足夠資本在香港經商，業務很容易破產倒閉；最後，香港的華商真的有國際視野和適應能力，能夠直接與日本的製造商聯繫，不需要在港的日商作中間人角色。[4]

讓日本人頭痛無比的華商由來有之，在20世紀初期，更出現了此前罕見的海外華人資本家，讓日本窺視香港多年後，也始終未能以經濟殖民配合軍事殖民。儘管華人企業總是帶有濃厚的家族經營色彩，但這一點並不妨礙他們吸取西方現代企業的經驗，特別是源自海外的香港華商，更發展出了一種嶄新的中西混合模式。其中開創先河的，便是先施永安公司。

先施永安公司創辦人郭標是澳洲華僑商人、中國國民黨早期華僑領袖，在澳洲雪梨加入當時風行的華人蔬果貿易行業。1890年，他與香山同鄉馬應彪、蔡興、馬永燦在雪梨禧市（Haymarket）合辦了第一家蔬果批發行「永生果欄」（Wing Sang & Co.），後來此地逐漸演變成雪梨華埠。1907年，郭氏兄弟來到香港，於德輔道中創辦了永安公司，並在1918年創辦上海永安百貨。他們先在南京路建成一棟6層的營業大樓，1933年又在旁邊新建高達22層的永安新廈。說來，當時上海國際租界的四家大百貨公司都由澳洲歸僑開辦，稱為「後四大公司」，永安排行第二，共同之處在於將由澳洲英地海登百貨（Anthony Hordern & Sons）「為所有顧客平等的提供專業服務」的現代百貨公司概念帶到中國大陸。後來永安的業務日益多元化，其中於1916年設立永安貨倉，最初是為公司存貨之用，後來發展成可出租倉位的利潤單位。而其銀行業務，則脫胎於永安果欄附屬的華僑匯款服務。[4] 這些業務要是沒有想過的獨特地位，都難以開展過來。有了這些強勁競爭對手，日資也唯有與他們合作，安心作為香港的次級玩家，倒也能和平共存，讓香港成了中日關係緊張之際的商貿綠洲。

[1] 郭慧英：《帝國之間、民國之外》。

[2] 蕭偉基：「春秧街與白花油 ——追溯台港與南洋淵源」。

[3] 同上。

[4] 奧田乙治郎編，《明治初年に於ける香港日本人》。臺北：臺灣總督府熱帶產業調查會，1937 年，頁276-281。

[5] 廣東粵商研究會：「郭氏兄弟與永安百貨」（http://www.gdccmr.com/en/show_info.asp?id=290）

▶️ 延伸視頻：練乙錚：入籍日本，沒有想像中困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bnrX6SB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