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61】香港華商與洋商「脫鉤」的困難：由「毒麵包案」談起 (Patreon)

在香港開埠的最早期，外國商人大多集中在今日中環一帶的「維多利亞城」，部份物資來自昂貴的海運；而香港華人的內需則主要從中國大陸進口，每日由廣州等地運來的蔬果、肉類、材料及各種民生必須品，衍生了對港貿易的廣東慈善市這個地方，而小商販也從東莞惠州等地移居香港。港英政府為了香港的商業繁榮，亦曾派員到廣州張貼街招，招募當地華人、特別是有生意經驗的商人赴港定居。因此，在香港開埠十年之內，儘管如前文所述的外商繁盛，市場零售仍是基本由華人主導經營。中環、上環、及太平山街市成為小本華商的營業中心，然後他們急速坐大，行業覆蓋水果、魚、米、餐廳、藥店、裁縫、甚至當舖。[1]

很快洋人在香港的生活，也不得不倚賴這些華商，兩者的共生關係，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最著名的可考證例子卻是一宗食物中毒案、或疑似恐怖襲擊案。1857年1月15日，數百名居港洋人、包括港督寶靈爵士夫人集體砒霜中毒，全港非華裔人口幾乎被一網打盡，然後港英政府在華商裕成辦館的麵包發現含有砒霜，相信是播毒源頭，史稱「毒麵包案」。由於當時正值英法聯軍之戰期間，時機非常敏感，不少人借題發揮，認為這是「中國華人反抗英殖民統治的起義」。

無論動機是純屬意外也好，還是有心預謀也好，這宗懸案都折射出香港洋人在生活物資上，其實是多麼倚賴華商的供應，華商也是怎樣通過提供國際供應站穩腳跟，令兩者構成了共生關係，此所以一旦關係緊密了之後，要像21世紀中美經濟冷戰那樣「脱鉤」，就事倍功半。當時案發前香港已是流言四起，洋人圈子盛傳不久將爆發華人騷亂，同年印度也出現了反英民族大起義，部分華人圈子瀰漫着仇外情緒，不斷有人貼匿名告示，警告華商別賣麵包予洋人。當時通訊不發達，流言傳到英國，所謂「香港暴徒處處」的形象被強化了﹔傳到中國大陸，所謂「港人抗殖怒火燎原」的程度也被誇大了。正規媒體（英國報紙）和非正規媒體（華人會社耳語運動）在毒麵包案發生前，已配合不同政治勢力，或被不同政治勢力利用，無論是發生毒麵包案，還是一頭洋狗被殺害，都注定被無限上綱。要不是香港華洋高度相互依賴，其實卻是不容易構成這種恐慌的。

案發後，香港洋人社區反應激烈，不少人逃到澳門避難。港英政府將裕盛全體52名華人員工、以及老闆張亞霖一家全數拘捕，卻發現張老闆家人同樣中毒。法庭找不到裕盛內部下毒的證據，把所有人無罪釋放。這樣一來，惹怒了洋人社群，他們批評港督寶靈爵士護僑不力，不斷向倫敦打小報告，又聲稱要動用私刑料理張老闆。寶靈向殖民部請示，決定將張老闆遞解出境，要他到越南定居。

發展至此，寶靈變得兩面不討好：一方面，英法聯軍之戰的導火線「亞羅號事件」可謂是他一手促成的，華人對他毫無好感；另一方面，香港律政司安士迪（Thomas Anstey）態度強硬，自稱直接向倫敦彙報，公然說情願問吊無辜華人以平英人民憤，獲得中毒英人全力支持。後來立例容許華人擔任陪審員、曾努力爭取華商支持、連自己妻子也在案中中毒的寶靈，相對下，就顯得軟弱。研究香港史的洋人（如Arthur Hacker），多稱寶靈任期為香港史上最緊張的時期，寶靈也是首位被告上法庭的港督。但事實上，華洋平等、殖民官員早期彙報層級混亂等問題，縱是沒有毒麵包案，也極需解決。

倫敦將毒麵包案定性為「原住民密謀毒殺整個洋人社區的恐怖襲擊」，這符合當局尋找多時的戰爭藉口；連帶其他西方列強，也一律向滿清抗議。滿清民眾也認定這是港人自發的「義舉」，至今不少華文歷史著作，都把事件定性為「起義」，將之歸功於廣東民團「新安勇」領袖陳桂籍，乃至兩廣總督葉名琛的「敵後游擊戰略」。無論是洋人或華人，都沒有誰為張老闆呼冤，除了他的辯護律師必烈啫士（William Bridges，今天還有上環小街以他命名）。換句話說，當時香港沒有機制抗衡外部對事件的定性，沒有人會注意必烈啫士的話，儘管案件從來沒有定論。

張老闆出境後，中毒英商德倫（W Jarrant）反應尤其激烈，認為後來成了輔政司的必烈啫士在案中貪污，四出利用自己的報紙《中國之友》和《香港公報》抹黑必烈啫士，成為當時香港的頭號「反對派」。當時英商和港英政府一直明爭暗鬥，德倫乘機借毒麵包發難，獲不少英商支持。必烈啫士求助於寶靈，寶靈決定下重手，控告德倫誹謗政府，將之判監一年，是為香港首宗誹謗官司。因為「偏袒恐怖分子」，寶靈聲望進一步下滑。雖然德倫也是輸家，但他代表主張「脫鉤」的英商勢力，卻一度令港府陷入管治危機。

不過毒麵包案其實也對香港有「貢獻」，因為這令香港首次有資格登上國際新聞，一眾公共知識分子樂此不疲的大發偉論，令案件的「恐怖」性質深入民間，最終卻反而令華商、營商脫鉤失敗。當時參與討論的，除了《泰晤士報》等英國大報的編輯，還包括當時的「左翼良心」：馬克思和恩格斯這兩大馬列主義祖宗。恩格斯的《波斯與中國》甚至這樣評論香港的「毒麵包案」：「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已引起一切中國人反對一切外國人的普遍起義，並使這一起義帶有滅絕戰的性質」——「滅絕戰」（A War of Extermination），是當時對恐怖主義的時髦說法，中國近年的經典軍事著作《超限戰》得名，說不定部分也啟發於此。諷刺的是，正因為有了恩格斯加持，而大清帝國的苛政，卻通過英法聯軍之戰期間囚禁洋人的監獄酷刑傳遍世界，香港作為避風港的地位反而得到廣傳，最終港督寶靈維持洋商、華商合作的政策得到延續，「毒麵包案」也就不了了之。

究竟毒麵包案真相是什麼？至今言人人殊，人為成分依然不能排除，而案發後，還有其他麵包店被神秘襲擊。但不少證據指向下列事實：裕盛麵包店使用的麵粉遠洋而來，貨船運送期間，貨艙內有一批砒霜，由於船艙漏水，砒霜受潮，又遇上大風浪，毒性完全滲入麵粉內，到了裕盛，就製成毒麵包。當時華人吃飯、洋人吃麵包的分工深入民心，「毒麵包案」就成了「民族主義啟動的恐怖襲擊」了。

[1] 張曉輝：《香港華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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