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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習近平上台,中國外交路線以侵略主導,對內則全面收緊,更令香港出現沒頂之災。但假如八九六四是「趙紫陽路線」勝利,今日中國會完全不同嗎?美國歷史學家Julian Gewirtz出版了新書《Never Turn Back: China and the Forbidden History of the 1980s》討論這個平行時空問題,著名漢學家、曾為《天安門文件》作序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為之在《Foreign Affairs》寫書評討論,結論是中國成為今日模樣,才是歷史的必然。

書中回顧在1978年,當時的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透過胡耀邦、趙紫陽搞改革開放,為中國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同時也催生了中國民主運動。改革開放讓中國的GDP在1978-1988年上升超過200%,但趙紫陽改革中國的價格體系「價格雙軌制」時,就出現真正的危機。「價格雙軌制」是經濟轉型的過渡措施,原意是透過個別開放市場的利潤,提高企業生產意欲,以刺激國內經濟,同時在日常生活又保持社會主義的價格。由於物品價格採用兩套定價系統,一些官員或其親屬,就利用權力或賄賂低買高賣牟利,導致腐敗加劇,通貨膨脹飆升,當時中國官方公佈的通脹率為18.5%,實際則更高。居民需要行賄,才能獲得基本公共服務,例如電話、電訊、醫療、郵政等,令整個社會陷入絕望及不滿。這是六四民運初期以「反官倒」為口號的重要背景,結果眾所周知,就是以軍隊鎮壓、徹底斷絕民主化道路。

Gewirtz在書中對趙紫陽寄予厚望,認為他在中國政權有重要角色,他的存在可以改變中國,因為他明顯有改革派傾向。在早期職業生涯中,趙紫陽率先在四川變法,在黨尚未批准之前,就將土地承包給農民,並以非常開放的態度面對黨內外及西方知識分子意見。在1980 年代,趙紫陽接受了「新威權主義」,認為需要威權統治作為動力,去推動一個頑固的制度走向民主化。在趙紫陽被軟禁期間,他曾透露自己對「議會民主」感興趣,可以想像中國在趙紫陽繼續掌權下,可能嘗試有意義的政治改革,增加司法、媒體的獨立性,讓普通民眾對國家方向有更大發言權。Gewirtz認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作用被誇大了,目的是為了從公眾記憶抹去趙紫陽的自由主義思想。

然而黎安友則認為,在實現鄧小平經濟現代化目標時,中國可以接受不影響政黨權力下的「民主」經濟改革,例如趙紫陽可能希望透過完成「四個現代化」來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在各個範疇引入西方的思想理論和市場經濟,作為中國向經濟「民主」的妥協。但儘管趙紫陽容許一些市場激勵措施,但這些改革絕不能挑戰到中共的執政地位。國家擁有全國土地,出租給農民和城市工廠負責生產,再進行土地分配、管理銀行信貸,通過戶籍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間接設定勞動力的價格和配置,這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公式,在中國從未動搖。雖然私營部門陸續發展,中國始終將具戰略意義的企業掌握在自己手中。趙紫陽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革,但顯然對黨而言,他仍然是太激進了,結果難逃被軟禁收場。

黎安友認為趙紫陽的存在,和中國接受西方經濟改革本身,都不能改變中國走向極權體制的事實。例如1987年,趙紫陽召集了一個團隊,考慮一系列自由化措施,例如從某些機構中消除黨的既得利益,對非共產主義政黨賦予更多權力等,然而鄧小平立刻就警告他不要有「模仿西方」的想法。趙紫陽的保守派對手總理李鵬在 1989 年闡明: 「民主示威者想否定中共的領導,否定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可見趙紫陽的目標與一黨專政的結構和哲學有根本不同。共產主義國家對軍隊非常重視,民主國家可以透過投票改變執政者,但共產國家需要依靠軍事力量永續政權,即使趙紫陽繼續掌權,缺少軍權的他,仍不可能法改革成功,而軍隊是堅定捍衛一黨專政的既得利益的。所以中國成為現今方向的極權國家,恐怕是人類歷史上必然發生的悲劇。

▶️ 延伸視頻:蘇聯改革開放失敗,只因沒有香港:為何中國對香港忘恩負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kCs0RK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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