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58】連結香港國際網絡的三大跨國族群：猶太家族，由沙遜、嘉道理到盛智文 (Patreon)

香港得以吸納來自全世界的資本，除了連結各地地緣政治、商業網絡的各國商人，世界上商業世界幾個最重要的、不以國家地理為邊界的民族，也紛紛利用香港作為基地，進一步為香港打通了全世界的奇經八脈，首先自然是在全球都有龐大勢力的猶太人。自從大清帝國被逼開國後，不少猶太商人紛紛走到上海和香港，其中最傳奇的兩大猶太家族，分別是沙遜家族（Sassoon）和嘉道理家族（Kadoorie），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的《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對此有非常精彩的介紹，我們從此曾介紹過，現不妨再次重溫。[1]

在19-20世紀的上海，就像20世紀中後期全盛期的香港，都是一個各方雲集的「白手套」，所以中國以《港區國安法》「解放」「新香港」，和1949年「解放」上海的手法和心態，可謂大同小異。當時上海亂中有序，各國享有治外法權，反而造成了東方最繁榮的國際大都會，各種激進思潮都以上海為避難所，包括共產主義，都是利用上海發揚光大。這方面，和後來香港可以自由散播各種意識型態，也是如出一徹。

沙遜家族正是看準這裏的空間，配合自身的多元身份認同（猶太人+阿拉伯世家大族+英國籍+印度總部+中國職員），建構了一個龐大商業帝國。而他們甚至有王室血統：數百年來，他們在巴格達都被鄂圖曼帝國委任為類似酋長的世襲「納西」頭銜，在當地富可敵國，然後分支到全世界，來到孟買、再到上海的，不過是其中一支。因為家族充滿貴族氣質和治國經驗，也懂得各種商業手段，即使是不斷遇上世界局勢變幻，也可以輕易東山再起。而沙遜家族做過的最正義事情，就是二戰期間在上海保護了18,000名猶太難民，並說服日本侵略軍把他們安置在難民區，而不是執行盟友納粹德國的命令。當時猶太難民甚至連美國也拒絕接收，卻成功在上海找到避風港，這是二戰歷史的一大奇蹟。

然而中共「解放」上海時，充公了這兩大家族的資產，沙遜家族更留下家族格言：永遠不要回來中國。沙遜家族在香港也曾留下足跡，例如香港大學的「沙宣道」，就是紀念這家人，但1949年後，他們還是逐步淡出遠東。當時中共「充公」的手段非常野蠻，儘管名義上都是「依法」進行，例如說他們的資產欠政府天文數字的稅收、刻薄歷來所有中國員工所以要天文數字的賠償。這種「共同富裕」手法，令所有商人深惡痛絕，也記憶猶新。不過嘉道理家族卻選擇了香港韜光養晦，靜待時機。他們早在舊上海時代，就和榮毅仁家族結盟，到了鄧小平改革開放，榮毅仁也復出，最終成為國家副主席，榮家「太子」榮智健的中信泰富則在香港當超級白手套，也成了嘉道理家族取信中國的保護傘。和沙遜家族相比，嘉道理家族更懂得打入華人圈子，無論是高層、還是基層，都非常成功。

由於嘉道理家族有了在上海被共產的陰影，雖然他們已經是商人當中相對最有良知的一群，但一直深明中國共產黨的手段。既然要在中國大陸做生意，他們也放棄了和共產黨弘揚普世價值的「責任」，例如六四事件期間，香港絕大多數商界都有譴責北京鎮壓學生，一貫形象開明的嘉道理家族反而保持沉默，並在群眾熱情開始冷卻時為北京辯護，認為中國應該走威權路線、民主不適合中國。這自然是商人本能的投機，但某程度上，這卻讓嘉道理家族得以保留某種人性，例如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之後，嘉道理家族曾高調要求政府與年青人對話。這可謂他們和獨裁政權周旋的心得。

嘉道理家族不像沙遜家族那樣貴族出身，發跡後非常重視慈善事業，這方面開拓了整個上海、香港對「企業社會責任」（CSR）的原始理解。例如嘉道理族長 Elly 早在20世紀初，就在香港、廣州、上海開辦4所學校；他的太太 Laura，在上海照顧了大量孤兒，最終居然是因為在火災衝入現場拯救家庭教師而喪命；Elly 的兒子 Lawrence 和 Horace 在香港除了成立嘉道理農場，還研發了廣泛借貸給逃難來香港的難民做生意的基金會，足足比後來孟加拉尤努斯的無息銀行超前了數十年。

沙遜家族雖然是猶太人，卻以打進英國最上流圈子為目標；為沙遜家族打工起家的嘉道理家族，則有更強的猶太人意識，也積極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因此，今日以色列依然十分重視香港的嘉道理家族，而這家人的政治意識十分強，代表作是成功說服了孫中山簽名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嘉道理家族和以色列的特殊關係，成了他們後來被鄧小平「賞識」（利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中國在七十年代開始引入以色列軍備，對抗蘇制坦克，就是通過這類特殊管道。

沙遜、嘉道理建立的猶太遠東網絡，自然惠及其他猶太人。正如沙遜家族到了上海起家的成員，都是從伊拉克祖家走難、幾乎不帶分文從頭開始，嘉道理本來也不過是沙遜洋行的員工，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努力成為香港洋商領袖的猶太人盛智文（Allan Zeman），同樣說得上在香港異地白手興家。他出生在德國巴伐利亞Regensburg，也就是納粹發跡的地方，出生時二戰已結束，猶太人也回到了當地，但父親早逝，於是童年時就隨同母親移居加拿大魁北克滿地可，因此拿的是加拿大護照，也懂法語。他一如不少無師自通的猶太商人，不愛讀書、只愛賺錢，中學也沒有畢業，20歲卻已賺了100萬美元。他到香港本來只是洽談商務，但發現七十年代的英屬香港商機無限，於是決定定居香港，逐步成為「蘭桂坊之父」，先低價買入大量蘭桂坊物業，再活化整個地區，然後高價賣出，成為異軍突起的娛樂、地產大亨，身價估計有10億美元。然後加入中國國籍，在香港從政，野心雖然和財富不成正比，卻正是猶太人典型的大視野。只要猶太人的金錢觸角不願意放棄香港，無論香港變成甚麼意識形態管治，始終在世界上佔一席之地。

[1] 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從上海到香港，最後的金融大帝》。台北：野人，2021年。

▶️ 延伸視頻：從嘉道理家族，閱讀香港⏤上海大歷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jbdYr4SE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