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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是很熱情的人,對人很豪氣。但與此同時,她一直給我一個感覺,就是對不少事情都在...... 掩飾,心底裏,暗含某種難以名狀的不快樂。

當然,上兩代人都普遍不大喜歡說自己的故事。但外婆有點不一樣:她不只是不說,而是有時會有意無意間,創作一些平行時空,蓋過當刻的事實。小時候對這一切就是看在眼裡,大惑不解,不斷在想。即使是今天,我也沒有完整的答案,不過隨著人生閱歷變得豐富,也開始能夠理解和代入。

以我觀察,外婆的鬱結有三個。

第一,她在家人面前是很好的長輩,但她不喜歡被看作家庭主婦;然而,她同時也不會很和外人說她的職業。結果,就有很多避忌,乃至有一個女強人的空架子,但其實是強撐著的空虛。我祖母是單純的家庭主婦,也以當家庭主婦帶大五個出人頭地的兒子為榮;相較下,外婆其實也很通家務,而且煮飯很有一手,那些江浙小菜就是她的少女時代在大家族學會的,我印象最深的是紅燒獅子頭,但她除了農曆新年,就很少下廚。

我想,她一生人最快樂的時光,就是出嫁前的家庭歲月,但之後再也沒有大家族的光景,更不用說1949年後家人四散、只有自己在香港的日子。她不能擔任大家族長女本來的角色,要是identity就是一個家庭主婦,她覺得愧對家人;而工作上,她做的不見得是她最喜歡的、或最認同的,但戰後香港能夠找到工作就很不錯,加上真的要養家,於是,就這樣妥協下去。

第二,她很少在同事以外的人說她的具體工作,就是我小時候問,她也總是含糊其詞。這不像我外公,非常清晰的就是在《大公報》當高層。其實,外婆也在《大公報》工作,在校對科,應該是來到香港後才加入的,而她在報館工作到退休,自然有眾多報館內、左派圈子內朋友,加上性格是大姐型,喜歡唱歌演出,也不可能低調。

但對我們,或起碼對我,她很少談論自己的工作,頂多談「丈夫的同事們」,我甚至不記得她有正面告訴過我她的工作。於是,我一直覺得外婆有點神秘,或神經質。後來才知道,她很多至親分別在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現在各散東西、乃至各為其主,包括比較高層那種,但從前卻是親密無間的一家人,這大概令她不希望有太鮮明的政治包袱,以免日後難相見。這似乎確是先見之明:她最終可以同時到大陸、台灣、美國探親,這似乎正是她在香港小心翼翼的回報。

而且如前述,她下嫁外公時的《大公報》基本上是另一份報紙,但到了香港,除非外公轉工,否則她要在《大公報》以外找工作、而通過審查也不容易,結果為了多掙一份工資,也就由家屬變成員工。這也是當時左派機構近親繁殖的慣例,其實頗有「人質」的意味,從前我不察覺,現在看多了那一套,發現一切盡在不言中。我不敢說她完全不認同「新《大公報》」的所有立場,但肯定她很討厭、也很害怕極左鬥爭路線,否則就不會經常在家說文革、批鬥的恐怖,不會對台灣、美國老是表現雀躍。她一生人的價值觀就是舊上海大家庭那裏形成的,一生也沒有改變過。

第三,也是最痛苦的一點,就是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家庭發生了悲劇,於是有一件非常關鍵的事她總是不願意承認,別人提及時,她都會撒謊蒙混過去,但其實她又心知肚明提及的人都心知肚明。這事日後會再說。結果,一位正直豪爽的民國大家姐,經常就要緊張兮兮的過活,老是擔心這樣、擔心那樣,同時卻又要繼續承擔著大姐、母親、太太、外婆的責任,並要盡力顯得一切如常。

我見到她為此非常辛苦,那種壓力,不足外人道。

▶️ 延伸視頻:傳統左派元老後人吳力波:香港學生文革上山下鄉的故事(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DV8Vyjlx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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