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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除了得到由一度挑戰大英帝國的德意志洋行帶來的歐洲大陸資本,同時它的自由港政策,也令自己再受惠於另一個已經經營數百年的國際資本網絡。這網絡來自拉丁語系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也就是歐陸最老牌的殖民帝國。

葡萄牙帝國曾在亞洲擁有龐大勢力,也是最早成功在中國一帶建立長期據點的歐陸國家,雖然在屯門海戰後殖民香港失敗,卻從大明帝國得到澳門為租借地,逐漸令澳門成為香港開埠前,各國對中國大陸「走入去」的中介站。其後大清帝國實行廣州「一口通商」,廣州十三行最主要使用的外語並非英文,而是葡文。而葡萄牙帝國經營這個連結自己其他殖民地的跨國貿易網絡,確實下了大量苦功:單是和中國官員打交道,就已經是不容易的專門技能。

只是香港開埠後,在葡萄牙聚居的各國商人、甚至包括了大量葡萄牙人,卻是蜂擁而至,加速了澳門的衰落。這裏首先有法制的原因:畢竟英國的普通法/海洋法比葡萄牙的大陸法適合國際商人進行貿易,而英國政府在香港實行的自由港政策,也比其他英國殖民地更進一步能吸引各國資本。加上澳門連年遇上天災人禍,例如1849年澳督亞馬留(Amaral)被華人暗殺,1874年遇上特大颱風,不少在葡外商都感到不安全,逃到香港避禍,結果就成了早起香港國際社群的成員。葡萄牙經營的網絡,就變成為港英作嫁衣裳。

在香港開埠初年,國際資本立刻就進來,原因之一是葡萄牙在澳門打好了根基,然後香港就老實不客氣的全吸進來。在19世紀晚期之前,葡萄牙人甚至是香港人數最多的非華裔族群,超過了殖民宗主國英國人。例如澳葡資本成立的梭亞雷斯洋行(Soares & Co.)負責將中國食米等商品運送到世界,佐治洋行(Jorge & Co.)則對歐洲輸出中國大陸產品、特別是人嵾,而入口歐陸、菲律賓(當時是西班牙殖民地)、台灣(也曾經是西班牙殖民地)的絲紡織品,拓展了英國人本來未能到達的其他勢力範圍。[1]

葡萄牙人對香港資本的另一功能,在帶來澳門經營的國際網絡以外,也將葡萄牙帝國剩下的港口整合在香港的港口貿易、文化入面。葡萄牙帝國沒落後,與澳門頻繁往來的葡萄牙殖民地,只剩下印度次大陸的葡屬果阿(Goa),與及在當時荷屬東印度群島(今日印尼)旁邊的東帝汶。這三塊葡萄牙殖民地的葡萄牙人和當地亞洲人通婚數百年,然後又再互相通婚,形成了一個獨特族群,由於相對有和包括華人在內的不同亞洲人打交道的經驗,往往在整個區域中,承擔了中層管理角色。香港開埠初年,港英政府大規模吸納這批亞洲化的葡萄牙人、混血兒進入政府,令香港很早就充實了當「東西方白手套」的經驗。

例如澳門望族羅保家族族長佩德羅・羅保博士(Pedro Jose Lobo)出生於東帝汶,養父是果阿人,然後移居澳門,成為經濟部長,再和其他澳門華裔商人一起壟斷黃金貿易致富。而他能夠壟斷黃金貿易的原因,正是因為澳門是葡萄牙殖民地,而葡萄牙當時由右翼獨裁者薩拉查管治,成為二戰的中立國,戰後暫時未加入布萊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對全球金價的制約。然而羅保博士結婚、病逝的地點,卻都在香港,而那筆香港不能直接吸納、源自澳門鑽空子的國際財富,不少也間接流向香港。羅保博士的兒子羅保爵士(Rogerio Hyndman Lobo)在香港名校喇沙書院畢業,在香港出任行政、立法兩局議員,更曾擔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在中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曾發表著名的「羅保動議」,即「在任何關係到香港未來的事務未有共識前,這個議會應該被視為討論的地方;雖然討論後的結果未必會落實,但這才是香港人真正意願和聲音」,成為香港人在整個談判近乎唯一有可能直接發聲的契機,在香港歷史佔有一席之地。

另一個著名例子是香港「體育沙皇」沙利士(Arnaldo de Oliveira Sales),即沙利士家族在遠東的第五代。他的祖先從葡萄牙來到澳門,再通過澳門進入廣州、上海通商致富,沙利士本人出生與廣州沙面的法國租界,然後在香港經商,開設洋行。沙利士家族的家族生意,令家人擁有了跨國網絡資本,而二戰期間澳門是區內僅有的非交戰區,也令澳葡商人相對容易保存元氣,然後又是回饋到戰後香港。香港得到奧運參賽的獨立資格,直接源自沙利士的建議,他得以壟斷港協暨奧委會會長接近40年,自有原因,而港英政府以葡裔沙利士拓展香港的體育外交,也是非常明智之舉,令所有族群經營的網絡都能為我所用,這才是真正的香港。

[1] 丁新豹、盧淑櫻。非我族裔: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頁42-47。

▶️延伸視頻:譚志強:「Macau Formula」:澳門500年來點樣同中央周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eC4PhKLX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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