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303】童年時照顧我的重慶姨婆 (Patreon)

外婆這一房有七兄弟姊妹，在抗戰期間遷居到陪都重慶，勝利後沒有回到無錫祖家，而是住了下去。外婆的父親在1949年留在重慶，她的母親和她一起來到香港，其他弟弟妹妹都在重慶住了下去，所以外婆家在大陸的大本營，就是重慶，新一代的普通話口音也有濃厚四川腔。母親出生的地點也是重慶，然後一歲隨同外婆來港，而我到了2000年，終於第一次到重慶旅遊，也到了母親出生的醫院門前留影。

外婆弟妹當中，有兩位在中國改革開放後，曾住了在香港一段時間，那正是我的童年時候，所以他/她們都是照料我長大的長輩。一位是大舅公，另一位是姨婆，即外婆的妹妹。

大舅公是一位駝背老人，在香港的時候既不大懂廣東話，普通話也有極重口音（就像鄧小平那種，幾乎每一個intonation都是顛倒），其實我小時候根本不太能溝通。而他在香港也大概是休養心態，沒有想過長住。但姨婆就不一樣。

說來，除了外婆的幾位叔父在國民黨中宣部任職、外公的舅父張季鸞是《大公報》總編輯，外婆的家人還有其他傳媒中人，姨婆的丈夫（姨公）就是1949年前就加入《大公報》的舊《大公報》人。到了他臨終那一年，在《大公報》90週年紀念叢書那裏發表了一篇抗戰時候的《大公報》回憶，我才知道他也是《大公報》中人。但姨公不像外婆的叔父們和外公那樣有更多淵源，分別有辦法在1949年後移居台灣、香港，只能不情不願的留在中國大陸。

1949年後，姨公、姨婆夫婦受到不少衝擊，姨婆非常精明、心細如塵、而又是舊上海大家族的小女兒，有一股世家特有的傲氣，視這段經歷是人生的最大屈辱。據說她一直怪責外婆不帶她對香港，但外婆自覺已經盡足大姐責任，在文革那類非常時期，也沒有能力把弟妹申請出來。

悲劇。這就是大時代。

文革之後，姨婆的兒子來到香港中國銀行工作，然後住了下來，落地生根，即我的表舅父。表舅父在BOC有一位同事，兒子是比我小一年、後來也是公眾人物的中學師弟，他經常很緊張兒子去向，於是我經常聽到不少趣事，幾乎他每次致電我家，都是問「知唔知xx去咗邊」。然後，姨婆也來到香港，並拿到香港身分證。

當時父母、外公、外婆都要上班，姨婆就是童年時天天照顧我的親人。她很聰明，很快就自學廣東話成功，和我溝通毫無障礙，經常和我講故事。當時幾歲的我和她的對話，還有不少錄音帶寄存，不知道是否還可以找到。

表舅父那時未結婚，而他在重慶的哥哥當時也未結婚，所以姨婆就把我視為孫子看待。後來才知道，姨婆對外婆的潛在怨懟，就是通過在香港照顧我，才逐漸溶化的。

後來姨婆回到重慶，但依然不時回到香港探望我們，最後一次是幾年前，當時她已經八十多歲。現在她一個人住在重慶家中，雖說附近有其他親戚，但一個九十歲的老人，自不免感到淒清。2019年前後，我曾多次打算到重慶探望她，大概是預感不久大變將之，但始終耽誤下來。這可能是我人生其中一個最大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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