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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之前數章關於香港獨特國際身份、海域法例、自由港概念、地緣政治應用的討論後,在這一章我們會進入香港國際化一個微觀層面:香港歷來各種商人、和他們所代表的不同資本之間的多向流動。

從香港開埠之初開始,香港已經有不同華商及西方商人在這一帶活動,後來華商與洋商之間的買辦階層的興起,更讓香港的經濟活動正式打通兩大全球經濟世界的樞紐。脈絡打通後,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尋找機會,成就自己的商業王國,才有了更多制度性和社會性的保障。所謂「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其實不盡是負面標籤,其實也是指香港對來自任何時空的商人,都能令他們的資本釋放最大效能,從而令他們安心「借用」香港這個工具的意思。至於這個工具能否長期維持同一效能,令「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變成流動人口願意長居下去的永久之地,那受制於不同時候的不同政策,屬於需要長遠觀察的另一回事。

承擔利用香港地緣政治、自由港政策、非國家個體獨特地位,從而打通全球資本流動角色的商人,可粗略分為華商、洋商、買辦三類,而每一類內部,又可以再詳細劃分。

例如華商有來自中國大陸不同地域的,上海幫、福建幫、海南幫、廣東幫之間就互有競爭,此外還有東南亞等地的華僑商人也和香港關係密切,他們之間的合縱連橫,也成為港英政府「以夷制夷」、「拉一派打一派」的對象;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商人,同樣有自己的獨特功能,更逐步凌駕其他派系,而被視為本土派商人。在香港開埠首一百年、日本勢力龐大的20世紀前半葉、戰後香港、主權移交後的特區等不同時代,華商的具體功能都有顯著差別。

至於洋商的來源除了宗主國英國,還有來自美國、法國、德國等歐美大國,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帕西人、印度人等獨特民族、宗教、文化共同體,近數十年甚至出現了以重慶大廈為根據地、人類學者麥高頓(Gordon Mathews)指為「低端全球化」代表的非洲個體戶,他們都令香港充實了全球拼圖的每一個角落。

至於買辦作為一道以人為制度的橋樑,自身可以是最外向型的香港原住民、也可以是多個族群共生的混血兒。他們可以連結上述任何兩個、或多個陣營,自己也會逐漸形成自成一國的體系,逐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難絕對分清楚資本和財富的單一來源,令香港成為一個經濟上、資本上、社會上、文化上的大熔爐,才有了獨一無二的身份認同。

在這一章裡,我們會沿著此前數章的步伐,先從早期西方商人在香港的活動討論,隨後介紹華商不同連結中國大陸和世界各地的跨洋網絡,最後進入買辦制度,從由本土蜑家人到混血兒的各種身分,觀察他們象徵著怎樣的香港精神,又如何在一個列強圍伺的國際城市裡各自殺出一條血路,打通各種各樣的資本,從而建立起自己大大小小的商業王國。

▶️延伸視頻:蘇聯改革開放失敗,只因沒有香港:為何中國對香港忘恩負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6kCs0RK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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