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46】主權移交，對香港自由港定位的內外挑戰 (Patreon)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自由港」的設定明顯受到結構性挑戰。而香港特區政府也從來明白必須在國際化的框架下，一方面保持中國「一國」之下政治正確的原則，另一方面凸顯香港和中國其他城市的區別，也就是融合東西方，來強調自己的國際化傳統和中國脈絡。在全球化理論下，不少學者假設國際都會一定要能將地區、國家、及國家間經濟連接成一個全球體系，作為全球經濟的組織中心，而香港就算在主權移交後，也被寄予厚望扮演這角色。[1]

曾經有一段短時期，上述假設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作為一個自由港的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初年提供了大量「白手套」功能、國際資金和經驗貢獻之後，在港英年代末年到中國特區年代初年，在國際社會依然相信全球化假設，認為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最終還是會融入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不是會嘗試以自己的一套取而代之之時，確也是受惠於中國的崛起，不可阻擋的成為不少國際公司亞太總部的首選地。[2] 例如漢學家季北慈（Bates Gill）認為，香港的實際形象，就是由1100家設於香港的美國公司中的活躍美國商人創造出來的。[3] 其他學者如Alan Smart和George Lin等，都對香港在這階段如何使自己成為泛珠江三角洲地區唯一的重要國際樞紐，有過詳細分析。[4] 連視香港為自由市場和小政府的現代典範的重量級經濟學家佛利民（Milton Friedman），也令人驚訝的公開認同香港特區在主權移交後的國際化地位。《金融時報》的雅各布（Rahul Jacob）在香港主權移交後，也曾相信香港「重建品牌的目標」，令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從未像今天這樣穩固」。對他們來說，西方資本主義式的企業家精神、經濟自由、財務償付能力等因素，對維繫香港的國際地位、或者說是西方標準的地位，至關重要，於是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努力令國際相信，香港在1997年後，仍然和主權移交前一樣，才能保持繁榮。

雖然國際社會普遍渴望看到香港特區可以繼續強化其自由港制度，貫徹其獨有的關稅條例和經濟政策，而非向中國大陸的制度靠攏。但是主權移交後香港，就是在2020年被徹底改變管治哲學的《港區國安法》出現之前，卻已經明顯呈現出不少相反的趨勢。即使是後來當上香港特區政府局長的學者張炳良，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初年，也慨嘆因為領導層的改組、政權轉移和社會期望等因素，香港已經不再執行曾經的「積極不干預政策」。[5] 

但自由港的身份是自然出現的，絕不是任何地方、國家能壟斷的，這自然正令香港的傳統競爭對手有機可乘。例如1997年後，本來同屬「亞洲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逐漸由英屬香港之後的自由經濟體，變成在所有指數都把香港特區取而代之的掘墓人，它採取的政策和港英後期的「積極不干預」非常相似。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曾強調新加坡能主導政策，變成中國特區的香港卻不得不聽從北京的指令；新加坡能「按自利主義行事」，然而香港需要有「利他」考慮，因為它不僅要為七百萬本地香港人負責，還要考慮北邊的十三億人。[6] 在他和兒子李顯龍總理的先後帶領下，新加坡逐步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香港替代品，並終於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得到最後勝利。

不少國際記者如在香港前後居住了幾十年的香港外國記者會（Foreign Correspondence Club）前主席韋安士（Stephen Vines），早在外間認為香港主權移交後大體一切如常的2001年，就以西方觀察者的敏銳觀察度，評論香港特區的「環境、外語能力惡化，生活成本上升，這些會直接影響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總部的決定」，而現在可見他是深具先見之明的，還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後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而被逼離開香港這個他已經視為家的地方。[7] 與之相類似的還有《財富》雜誌在1997年提出的「香港已死」這封面預言，本來它一度在十年後認為自己預言錯誤，甚至向香港特區政府半開玩笑地說「我們錯了」，到了《港區國安法》通過後的2020年，自然反映它的前瞻性還是相當正確。這些挑戰，令香港特區政府從建立的第一天開始就心知肚明自己面對的結構性局限，很希望向世界推銷自己，證明自己有能力同時保持國際自由港身份、和融入中國國內的威權主義系統，或簡單而言，繼續有能力在東西方之間左右逢源，而又能壟斷這左右逢源的角色。

[1] Jennifer Robinson, “Global and World Cities: A View from Off the Ma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2, 26(3): 531-54.

[2] Simon X.B Zhao,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Financial Center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 Geography of Finance Perspective”,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3, 38(4): 535-71.

[3] Bates Gill, “How the World Views Hong Kong: Perspectiv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Hong Kong’s Past; Hong Kong’s Future: More than an Economic City, Hong Kong, 2004.

[4] Alan Smart and George Lin, “Local Capitalisms’, ‘Local Capitalisms, Local Citizenship and Translocality: Rescaling from Below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7, 31(2), pp.280-302.

[5] Anthony Cheung, “Why There is Mor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fter the Change of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6-7 June, 1998.

[6] ChiNewsContent, “港府反駁李光耀貶港”, 23 August, 2004.

[7] Stephen Vines, “Hong Kong Woos Business”, BBC News, 24 May, 2001.

▶️ 延伸視頻：劉夢熊：新加坡成功取代香港，全靠「新香港文革」趕客所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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