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35】海權論眼中,開埠後的英屬香港港口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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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漢除了點出港口對帝國海權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六個影響各國海上實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形態構成(及與此相連的天然生產力與氣候)、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眾特徵和政府特徵。而英國開埠後的香港、特別是在港英政府管治下這港口的後續發展,其實並非全然符合這些素質,只是在港英政府與香港人共同努力下,將起缺點逐步掩蓋、優點盡情發揮,才有後來的香港黃金盛世。
首先,香港作為東海與南海的接點,以及作為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門戶,連接東南亞以及歐美各地。這種地理位置特點,於上文經已有所提及,後文也會不斷介紹,此處先不詳述。值得注意的是這地理位置確是「自古以來」的,但鄰近政權是否懂得善用,卻是另一回事。
在形態構成方面,馬漢強調港口的寬度與水深,均能夠影響其戰略價值。然而正如早前談及,香港本來並非最「港闊水深」的港口,例如用作軍港就顯得不足,而假如像1898年前般,未能控制整個維多利亞港與鄰近海域則顯得侷促;但香港的海床多為岩基,航道暢通,是天然的深水港,起碼對比鄰近的澳門,沒有河道沖積導致內港淤塞等問題,這些都是香港的地理優勢所在。此外位處河道出海口的位置,使得中國大陸的國內貿易集中於此地「走出去」,為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貿易發展蓬勃提供了原因。然而,馬漢亦同時指出,由於這種地形易於任何勢力、任何人接近,於戰時容易卻會成為防守薄弱的環節。這令人聯想到二戰期間,日軍只用了四天時間,便迅速佔領九龍半島,遠比原本英方預計至少可以依靠碉堡拖延一個星期為短;而後來中共政權不時恐嚇越過邊界「解放」香港,也是基於香港地理位置難守易攻的假設。
就人口數量與民眾特徵而言,馬漢強調的是從事海洋相關事業的人口對港口拓展海權的重要性。在明清兩代的海禁下,華人的海洋能力本來已逐步受限,但早期香港作為商人貿易、海盜走私的據點,在航海人才方面,有傳統上的優勢,這絕對是中原所無。加上香港華人四大種群中的福佬、蜑家均為海洋民族,而且有悠久與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外人合作的歷史和經驗,開埠後為殖民政府的海洋網絡建設,提供了大量助力。
同時,民族性格也是商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關鍵是有沒有進行貿易的習慣和傾向,具體而言,即是冒險精神的體現。而1840年代的香港島,放在當時的國際環境,正是冒險與開墾的黃金歲月,危險與機會並存。為了謀生,香港人不懼風險,非法的走私與海盜、合法的買辦和經商,均有人從事,乃至逐步變成了香港人的最大特性。而港英政府的建設特色,正是基於上述基礎,而產生由下而上、小政府大市場、間接管治等理念。
基於這些海權論眼中的港口特性,我們可以稍作比較英中兩國在海權發展上的異同,就能理解香港於開埠前後的發展分歧。香港開埠前,長久而來被視為邊緣的蠻夷地帶,這與「天朝史觀」以及中國長久以來作為內陸國家的發展方針有關。從朝廷忽視魏源、林則徐等發展海防的進言,即可得知大清帝國對海洋事務基本上的消極與保守態度。相反,英國擁有控制海洋的目標,甚至被稱爲近代國家海上霸權的巔峰,善用各種環境加強對海洋的控制。如此巨大的落差,使得香港的價值在兩國政府管治下差天共地。即使到了今天,中國雖然國力恢復,但假如只懂得以由上而下、高度管治的方針管理港口,恐怕香港過去百多年的後天優勢只會陸續消減,先天缺憾則會逐步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