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35】海權論眼中，開埠後的英屬香港港口 (Patreon)

馬漢除了點出港口對帝國海權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六個影響各國海上實力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位置、形態構成（及與此相連的天然生產力與氣候）、領土範圍、人口數量、民眾特徵和政府特徵。而英國開埠後的香港、特別是在港英政府管治下這港口的後續發展，其實並非全然符合這些素質，只是在港英政府與香港人共同努力下，將起缺點逐步掩蓋、優點盡情發揮，才有後來的香港黃金盛世。

首先，香港作為東海與南海的接點，以及作為中國大陸對外貿易的門戶，連接東南亞以及歐美各地。這種地理位置特點，於上文經已有所提及，後文也會不斷介紹，此處先不詳述。值得注意的是這地理位置確是「自古以來」的，但鄰近政權是否懂得善用，卻是另一回事。

在形態構成方面，馬漢強調港口的寬度與水深，均能夠影響其戰略價值。然而正如早前談及，香港本來並非最「港闊水深」的港口，例如用作軍港就顯得不足，而假如像1898年前般，未能控制整個維多利亞港與鄰近海域則顯得侷促；但香港的海床多為岩基，航道暢通，是天然的深水港，起碼對比鄰近的澳門，沒有河道沖積導致內港淤塞等問題，這些都是香港的地理優勢所在。此外位處河道出海口的位置，使得中國大陸的國內貿易集中於此地「走出去」，為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貿易發展蓬勃提供了原因。然而，馬漢亦同時指出，由於這種地形易於任何勢力、任何人接近，於戰時容易卻會成為防守薄弱的環節。這令人聯想到二戰期間，日軍只用了四天時間，便迅速佔領九龍半島，遠比原本英方預計至少可以依靠碉堡拖延一個星期為短；而後來中共政權不時恐嚇越過邊界「解放」香港，也是基於香港地理位置難守易攻的假設。

就人口數量與民眾特徵而言，馬漢強調的是從事海洋相關事業的人口對港口拓展海權的重要性。在明清兩代的海禁下，華人的海洋能力本來已逐步受限，但早期香港作為商人貿易、海盜走私的據點，在航海人才方面，有傳統上的優勢，這絕對是中原所無。加上香港華人四大種群中的福佬、蜑家均為海洋民族，而且有悠久與包括英國人在內的外人合作的歷史和經驗，開埠後為殖民政府的海洋網絡建設，提供了大量助力。

同時，民族性格也是商業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關鍵是有沒有進行貿易的習慣和傾向，具體而言，即是冒險精神的體現。而1840年代的香港島，放在當時的國際環境，正是冒險與開墾的黃金歲月，危險與機會並存。為了謀生，香港人不懼風險，非法的走私與海盜、合法的買辦和經商，均有人從事，乃至逐步變成了香港人的最大特性。而港英政府的建設特色，正是基於上述基礎，而產生由下而上、小政府大市場、間接管治等理念。

基於這些海權論眼中的港口特性，我們可以稍作比較英中兩國在海權發展上的異同，就能理解香港於開埠前後的發展分歧。香港開埠前，長久而來被視為邊緣的蠻夷地帶，這與「天朝史觀」以及中國長久以來作為內陸國家的發展方針有關。從朝廷忽視魏源、林則徐等發展海防的進言，即可得知大清帝國對海洋事務基本上的消極與保守態度。相反，英國擁有控制海洋的目標，甚至被稱爲近代國家海上霸權的巔峰，善用各種環境加強對海洋的控制。如此巨大的落差，使得香港的價值在兩國政府管治下差天共地。即使到了今天，中國雖然國力恢復，但假如只懂得以由上而下、高度管治的方針管理港口，恐怕香港過去百多年的後天優勢只會陸續消減，先天缺憾則會逐步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