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志 28】香港島取代舟山群島的英國地緣政治方程式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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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終還是放棄已經佔領到手的舟山群島,改為殖民香港島,這是香港國際歷史上的真正轉捩點,但研究的人很少。這一個選擇之所以關鍵,因為背後的地緣政治考量,深深符合我們上一章強調的有關理論,反映香港確是從這些設定之中誕生。
首先以大清帝國態度而言,朝廷上下都強烈反對割讓舟山,畢竟舟山近在咫尺,距離繁榮江浙地區太近,對當時依然強調「華夷之辨」的中原政權是一大隱患;而對大英帝國來說,假如沒有清廷同意,奪取並長期佔領舟山的軍事代價非常大,不啻一場持久戰。鴉片戰爭期間,佔領當地的英軍受疾病困擾,並與當地居民對抗,後者在長期習慣與外人合作的香港島民(參考「阿群帶路」故事)身上是不會發生的。
就在此時,香港正式進入英國視野,有三個人功不可沒。
第一位是威廉.渣甸博士(Dr. William Jardine),歷史上廣有爭議的怡和洋行創辨人,也是香港早期的英商集團領袖級人物。他的洋行先在十三行時代的廣州成立,主要經營鴉片、茶葉和其他貨物買賣,是鴉片商最重要的發言人,強調鴉片走私能為英國帶來巨大利潤。清政府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由來已久,形成了一套以公行中介、外貿壟斷、限制外商等為目的的貿易體制,英商欲求突破已久,能打破這些障礙的開辟鄰近新埠,無疑就是他們的當務之急。於是渣甸提出了佔領香港島的想法,既維持了廣州現行的貿易體制,也較容易被各方利益所接受,以及方便英商(自然包括他自己)繼續廣州的貿易。對這類英商而言,「山高皇帝遠」這中國國情已經熟知,反而要是搬到北京、上海附近,來自中國的制約可能更多,當地民風也不如南部開放,加上既得利益的羈絆,擔心「換地」得不償失。關於渣甸家族對香港國際化的影響,我們會在第五章再討論。
第二位是當時英國在遠東地區的最高負責人,海軍軍官及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他在沒有強烈要求大清政府開放口岸、沒有直接知會英國政府要改變政策的前提下,卻以要求割讓土地作為戰後協議的主軸。一直以來,義律都對英政府推銷舟山群島的潛在商貿價值,然而後來義律在佔領舟山後發現,佔領和管治舟山的代價、和舟山的實在價值,都似乎未能為說服他為何要不惜一切,強佔舟山,特別是他視察舟山島的港口後,認為當地易攻難守,容易與鄰近政權和窺視當地的列強不斷衝突,而且其實到了適宜大船泊岸,需要不少額外基建,並非可以取來即用,而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殖民國策的英國是否準備好有關開支,實屬疑問。身為海軍上校的義律,視角自然與政商兩界截然不同,在1842年1月25日,義律在送交外相巴麥尊繼任者鴨巴甸勛爵(Earl Aberdeen)的報告中指出,與舟山相反,香港島這樣的口岸擁有「巨大而安全的港口,豐富的淡水,易於由強大海軍來保護等優點,地域大小和人口狀況都很適合我們的需要。」捨大取小,多少源自殖民孟買和新加坡的經驗,令英國知道離岸小島嶼除了被證實有能力可以成為國際轉口港外,還能作為釐清糾紛的界線,減少與被殖民國家正面衝突的機會;相較下,舟山群島卻不夠「離岸」、太過核心,甚或依然屬於陸權範圍,與大英帝國的擅長並不相符。
第三位是義律的駐華商務總監接任人、後來成為第一任港督的砵甸乍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鴉片戰爭開戰後,欽差大臣、兩廣總督林則徐根據道光帝旨意宣布正式「封廣」,「永遠」斷絕和英國貿易,造成十三行的英商損失慘重。他們被逐出廣州後,只能轉赴當時依然主權屬於中國、但其實清廷鞭長莫及的香港島存貨,並受到香港島民庇護,因此香港島便成了英商重要避難所。這些經歷,都令英商群體更相信永久佔領香港島作為「廣州2.0」的價值,比重頭開始開發舟山群島來得划算。當時英國政壇再次出現強調開放中國貿易城市、比佔領中國土地更重要的聲音,維多利亞女王和首相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也在其中,但砵甸乍接替義律之後來到香港形勢,完全同意英商和義律的看法,決定在香港島大興土木,並且宣佈香港島為自由港,開啟了一個全新國際時代。後來在1842-1843年間,隨著廣州的貿易停頓、和成為英國屯兵基地,香港島的貿易出現了短暫激增,令英商確認了選擇的正確。
換句話說,香港島能夠「勝過」舟山群島的原因,主要並非來自香港當時擁有和潛在擁有的自然地理實力,而是在於一系列微妙的既得利益、地緣政治、灰色地帶的計算:香港島可以為英國商人打破廣州十三行制度,打擊世界各國的競爭對手,並透過壟斷在中國的鴉片貿易,向清政府施壓、換取更多潛在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些計算亦是令砵甸乍立場堅定、並贏得英國政府最後支持的原因。[1]
由於香港開埠並非以一片荒蕪的漁村為起點,而是先有已經在廣州十三行蓬勃發展、但被趕走的英商集團,後才有捨棄舟山群島的英屬香港,令香港先天就註定了以重商主義主導港口土地的方向發展。《南京條約》簽訂後,英軍最早登陸香港島的上環、西環,成為香港最早的港口,而英人建為首府的維多利亞城(今中環)一帶成為洋行的聚集地,也成為香港城市化的雛形,並奠定了今日中環成為香港金融中心、外國人聚居地的基礎。於是,外國使節也紛紛來到香港島(不少還是從廣州、澳門遷移過來),集中在香港島中環一帶,令香港島分擔了香港與國際的連繫角色。[2] 由於這些小城市與港口能夠在始建階段互相支持,港口帶來貨物與人,而城市則提供市場與維持港口運作的能力,令香港一開埠,就朝向「城港合一」的方向建設。學者Murphey等(1989)認為,港口城市注定要通過經濟多元化的連續階段,才能成為一個「綜合城市」,第一階段的定義是城市經濟需要高度依賴海運和港口功能。而英國選擇的香港島港口,就是一個相當符合上述理論框架的例子。
[1] 梁曉遴。<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一):為何是舟山?>;<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二):由舟山到香港島的曲折轉換>;<解構香港割讓來看身份定位(三):香港是「他者」嗎?>
[2] 羅章仁、黃就順。<香港取代了澳門成為廣州外港及中外交流中心>,澳門《行政》,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