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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少數將「港」作為官方名字的地方,可見港口不但是香港的根源,也是這座國際大都會的靈魂。但這個靈魂是如何產生的?又是誰催生的?

在歷史上,世界各地有許多濱海城市都與港口共生共榮、也共枯共死,例如威尼斯、鹿特丹、舊金山等。它們都有港口可以停泊船隻,可以卸載貨物及人員,但到了國際環境丕變,大限已至,始終就會和國際大都會的身份失諸交臂。何況港口雖然曾經是最重要的城市功能之一,然而,隨着現代城市發展以及多元產業日漸豐富,單純的良港,似乎已經逐漸遠離國際大都會生活的視野中。例如在印度,人口規模與港口總吞吐量之間的線性相關性,在1911-1981 年之間急劇下降,這是因為有更大的船隻、更巨型的倉庫等物流業工具出現了,令專業港口更傾向設置於遠離大城市的地區,例如新芒格洛爾、霍爾迪亞、坎德拉等。[1] 大英帝國時代拓展的港口顯得不能跟上時代,也未能像新加坡、香港等發展成國際級的一體化「良港+良城」,就逐步淡出世界中樞的視野。它們當然繼續生存,只是作為人類歷史最精彩的一頁,卻是揭過了。

要理解香港同樣作為港口,卻得以發展得比大多數歐美、亞洲港口都要完善,這不能單一一句「由下而上、無心插柳」就能解釋一切。「香港」之所以作為我們今天認識的香港,英國殖民統治屢次拓展地理位置的視野,暗合港口理論之道,才是香港國際化的關鍵。在第二章,我們探討了地理學者Brian Stewart Hoyle的港口模型理論,並發現在亞洲地區的一般港口發展歷程,往往未能準確符合他的論述。因為亞洲多個城市都曾被殖民,城市往往同時扮演大都市與港口的二元角色,並不是像理論模型般讓港口與工業區緊密相連。此外,儘管高度城市化的港口城市的港口功能會有所下降,但是只要通過有效的規劃政策、和獨特的區位優勢,城市是可以克服港口競爭和城市發展這個兩難局面,從而成為國際大都會的。例如殖民者會在具戰略性的城市建設中轉港,再強化原來的港口身份,新加坡與香港便是當中的最佳例子。

關於港口與城市系統的相互影響,不少學者一直嘗試將其歸納為一個因果問題:是港口幫助發展了城市,還是城市是港口擴張的引擎?然而,這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典型的偽二元對立陷阱:並不是先有雞還是蛋,因為兩者其實是同時出現,互相影響的。[2] 在這一章,我們會沿著港口地理的發展脈絡史,分析城市地理與港口這段互為引擎的香港國際故事,從而剖析我們耳熟能詳的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租地,怎樣在港英政府設計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功能性的分工合作,對香港的國際地位都有無可取代的貢獻。

[1] Kidwai, A. H. (1989). Port cities in a national system of ports and cities: 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Indi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F. Broeze (Ed.), Brides of the sea: Port cities of Asia from the 16th - 20th centuries (pp. 207-222).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ucruet & Lee 2006, pp. 3.

[2] Verlaque, 1979. Boyer and Vigarié, 1982. Ducruet, C. 2007. “A Metageography of Port-City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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