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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的喪禮來的人很多,幾乎是《大公報》和左派機構的reunion(有一個名叫「資深新聞工作者聯誼會」的組織,作為「進步」媒體退休員工alumni一直存在)。很多人我都是從前只聞其名、未見其人,那次才算是一次過目睹廬山真面目。

外公、外婆晚年平日很少、很少交際應酬,所以有那麼多人來,我心底裏很意外。而由於我負責登記吉儀名單,知道很多都是那個圈子的(昔日)大人物。當然,我也是從訃聞,才知道外公的職級。由於母親有一些好友在打點,《大公報》當作新聞那樣發了訃聞,講述外公(官方的)一生。無論怎樣,對他而言,是一個榮幸。

那些花圈當中,自然以中聯辦部長的放在正中。一些老同事私下寫了懷念外公的信,包括共事幾十年的總經理尹任先,現在信應該在我母親處珍藏。我的舅公(也就是在北京當公務員那位)專程飛到香港,當作「領導辭悼詞」,說家人要以他為榜樣、一生廉潔奉公之類,我想他在北京應該對其他人唸過差不多的悼詞,說著說著,更哭了起來。我父親事後跟我說:「做戲」。

但我並不懷疑出席的那些《大公報》老同事有真摯感情。雖然很多老人進入靈堂,就當作聚舊聊天,但不是那種幾十年的熟絡,不會如此。有幾位特別熟的阿姨哭昏了過去,幾乎要我送走,其中一位滿頭白髮,名叫李銀珍,她丈夫是發行科主任蔣彝,女兒蔣星星是昔日美女,我們笑說是陶傑初戀情人(他小時候在六七暴動派傳單時的「小隊」隊長)。

由於我祖父的喪禮相較下很冷清,他是中風半身不遂多年後病逝的,在外公喪禮現場的祖母頗有些不自在。記得她在喪禮前和父母說:我還是現在先給帛金好了,我怕正日人太多沒有機會送呢(這是祖母典型的話中有話)。不過有趣的是,隨著步入晚年,祖母反而越來越返老還童,可愛了起來,反而是本來非常熱情的外婆越來越偏激,背後反映很多結構,日後會再談。

外公病逝前,寄了一封信到北京給我(那年我在清華大學當訪問研究)。那是他唯一一次寫信給我,大概就是遺言了。他病逝後,我給了母親留念。

坦白說,由於中式喪禮太多繁文縟節,又有遠來親人、領導、社交禮儀甚麼的,實在很難令人當日掀動思念之情,家屬很容易就被引導往最世俗的角度思考安排。這是我最抗拒中式喪禮的原因,反而在教堂那些,多少都有些人生哲理可以反思帶走。

現在,我自然後悔沒有多了解外公的工作和故事。不過我想,就算當時問他,他也不會越過紅線地透露甚麼。淡淡然,舉重若輕,但諸事藏心中,這正是外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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