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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後的八十年代《大公報》,最轟動的是其晚報《新晚報》總編輯羅孚被中國政府以特務罪起訴、被軟禁北京十年一案。羅孚和我外公、外婆相識數十年,他被解除軟禁後曾移居美國,我父母也曾專程探望他。這一案的羅生門,一如五十年代《大公報》周榆瑞特務案,無論真相怎樣,對《大公報》同事的心理震撼,不足為外人道。

羅孚案究竟是甚麼回事,不同知情人至今都有完全不同的說法。羅孚的兒子羅海雷在外資企業工作,近年為他父親、與及因六四後參與「黃雀行動」而被中國監禁的哥哥羅海星寫過兩本傳奇,資料非常翔實,很值得一讀,而我也向這位世交請教過一些有關的歷史問題。

羅孚是中共委派在《新晚報》的黨委書記,不少前輩都有有關說法,這應該也不是隱秘。羅孚有點像費彝民,專注統戰工作多於報館,而他雖然文筆很好,但是工人出身(即「階級正確」),和其他南來左翼文人並不一樣。根據羅海雷回憶,羅孚主要是被前文提到的《大公報》內部負責「篤灰」的「左王」陷害,將他已經申報的「國際聯繫」,變成自己主動當特務的罪證;而他獲文化人送贈的字畫,則被當作賄款,結果在荒唐的年代,就成了「五毒俱全」。羅孚在審訊中認罪,只是形勢比人強的權宜之計,親朋戚友沒有人相信他有可能當特務。細節可參閱有關作品,不贅。

羅海雷回憶中,提及長期被羅孚在報館內栽培接班的「金童玉女」曾德成(後來的《大公報》總編輯、民政事務局局長)、葉中敏(後來的《大公報》主筆),在羅孚出事後,頗有劃清界線、落井下石之嫌。他們是我母親同代人,我曾向葉中敏問及往事,而她的描述,自然和羅海雷的回憶錄不同。

葉的理解是羅孚在文革期間「越寫越左」,文革後對中共開始幻滅,但自己在左派陣營太久,要全身而退並不容易,於是就想移居海外,加上當時認識了可能願意一起遠走高飛的紅顏知己(這一段在羅海雷回憶錄中被直接列為bs),於是就有了出走的具體計劃。據說他把中共紅頭文件拍傳給美方,北京發現了蛛絲馬跡,就防微杜漸,把他「送」到北京「保護」,直接下令的人是「單線聯繫」的上司、港澳辦主任廖承志。她又強烈否認曾德成或自己落井下石,表示二人都曾盡力幫助,但羅孚在關鍵時刻也沒有說指控是假,欲救無從。

無論真相如何,中共對羅孚的處理非常不尋常,則明顯是事實。假如是要絕對逼害,就不會只是軟禁,而據說羅孚期間除了要外出到別的城市要知會當局,基本上一切自由,家中甚至獲配私人廚師照顧飲食,其他人拜訪也沒有設限,要是重犯即不會如此。但要說是禮遇,這又明顯是限制人身自由。究竟是有需要在某段時候把他「保護」起來,還是純粹是高層權力鬥爭的餘波,實在不得而知。反正誰是誰非,作為後輩自然無從得知,只能如實記載不同說法,讓後人自行評價。

我只知道羅孚「出事」,家人是很震驚的,對《大公報》的「家法」一向恐懼,只是再添一筆而已。

母親叫羅孚「羅伯伯」、「羅老總」,羅孚被釋放後,和我們一家又有了聯絡。外婆說過他一回來「寫字就可以變錢」,果然他一時間寫了大量專欄,而又脫離了昔日左派的樊籠,找到人生最後一個黃金創作期。記得有一集港台節目訪問過他,他坐在電車上,電車路過《大公報》灣仔舊office,他說「從前我天天來,現在我過其門而不入」,母親看到這一幕,感受很深。不過多年後,《大公報》終於邀請過他回去,這種姿態,在左派陣營,可以看作某種「平反」。

有一次父母到美國探望他,母親覺得是拜訪世交,父親大概表現得不太熱情,據說羅覺得父親高傲。我在他非常高齡時,才在「大公報子弟飯局」與他有過合照,他的下一代例如羅海雷、或羅海星夫人寫兒童文學的周蜜蜜等,都偶有往來。他們很念舊,找他們幫忙,幾乎有求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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