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76】極左時代，《大公報》子女回國讀書的悲劇 (Patreon)

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大公報》員工子女開始了「插隊」：到中國大陸讀書。而這樣的「熱潮」，與其說是自發的「愛國熱情」，不如說是壓力所致。

如前述，這群南來文人雖然在《大公報》工作，但他們大多在民國時代的名校畢業，甚至是第一代海歸高材生，對甚麼才是優質教育，心知肚明，總之那不會是當時的香島、漢華，也不會是中國大陸被整肅後的大學。

然而，自從中國大陸出現反右運動，知識份子成為重災區，即使在香港，也不可能不被波及。例如早前談及的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李宗瀛，一家在大陸「留下來的人」都是國際級知識份子，全都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而留下來的大陸《大公報》前員工，也是大規模被打成右派，下場悲慘。要是再不顯示「進步」，香港《大公報》的員工要麼乾脆投奔自由，要麼就要有忽然被召回國、然後人間蒸發的思想準備。

於是，所有左派家庭的子女，都要面臨選擇：派誰到大陸升學？這種選擇不是白紙黑字規定的，但當所有人都這樣做，就會形成壓力。誰不做，就是不可信，就是階級敵人。而且像社長費彝民的女兒費斐，雖然也是要到大陸升學，但得到周恩來親自關照，不但不會吃苦，還有特殊機會產生。

然而對其他員工而言，就是另一回事。

我外公的兒子、即我舅父，就是那段時候被送到中國大陸讀書。

一位《大公報》前輩告訴我，社長費彝民對外公外婆一直很客氣，也許是張季鸞的緣故，也許是財務工作需要完全互信，總之，他們表面上沒有受到甚麼衝擊。但反右之後，張季鸞在大陸變成批鬥對象，香港左派機構也開始向左傳，那時候開始，他們就明顯感到不對勁。要是還不派子女到大陸讀書，加上我外婆的家族可謂根正苗紅的對立面（日後會談及），以家庭背景「算總帳」，就會很麻煩。

這種行為作風，和日本江戶時代要求大名派兒子到京都當人質，本質上，又有何分別？

這些左派子女到了大陸讀書，其實就是一個奪舍過程，不只是他們本人的靈魂，還有他們家庭的靈魂。接受了極左教育之後，產生了大量家庭悲劇。一來再也跟不上香港的課程（大陸所學幾乎完全無用，更不用說文革期間還可能要參加文攻武鬥），耽誤了終生，可能從此只能在香港從事最基層工作，或繼續在左派機構近親繁殖。二來假如被徹底洗腦，回港後還可能批鬥父母，嫌父母不夠革命、不夠愛國、不夠左，變相成為組織監視父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