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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初開始,《大公報》員工子女開始了「插隊」:到中國大陸讀書。而這樣的「熱潮」,與其說是自發的「愛國熱情」,不如說是壓力所致。

如前述,這群南來文人雖然在《大公報》工作,但他們大多在民國時代的名校畢業,甚至是第一代海歸高材生,對甚麼才是優質教育,心知肚明,總之那不會是當時的香島、漢華,也不會是中國大陸被整肅後的大學。

然而,自從中國大陸出現反右運動,知識份子成為重災區,即使在香港,也不可能不被波及。例如早前談及的香港《大公報》副總編輯李宗瀛,一家在大陸「留下來的人」都是國際級知識份子,全都在反右運動被打成右派。而留下來的大陸《大公報》前員工,也是大規模被打成右派,下場悲慘。要是再不顯示「進步」,香港《大公報》的員工要麼乾脆投奔自由,要麼就要有忽然被召回國、然後人間蒸發的思想準備。

於是,所有左派家庭的子女,都要面臨選擇:派誰到大陸升學?這種選擇不是白紙黑字規定的,但當所有人都這樣做,就會形成壓力。誰不做,就是不可信,就是階級敵人。而且像社長費彝民的女兒費斐,雖然也是要到大陸升學,但得到周恩來親自關照,不但不會吃苦,還有特殊機會產生。

然而對其他員工而言,就是另一回事。

我外公的兒子、即我舅父,就是那段時候被送到中國大陸讀書。

一位《大公報》前輩告訴我,社長費彝民對外公外婆一直很客氣,也許是張季鸞的緣故,也許是財務工作需要完全互信,總之,他們表面上沒有受到甚麼衝擊。但反右之後,張季鸞在大陸變成批鬥對象,香港左派機構也開始向左傳,那時候開始,他們就明顯感到不對勁。要是還不派子女到大陸讀書,加上我外婆的家族可謂根正苗紅的對立面(日後會談及),以家庭背景「算總帳」,就會很麻煩。

這種行為作風,和日本江戶時代要求大名派兒子到京都當人質,本質上,又有何分別?

這些左派子女到了大陸讀書,其實就是一個奪舍過程,不只是他們本人的靈魂,還有他們家庭的靈魂。接受了極左教育之後,產生了大量家庭悲劇。一來再也跟不上香港的課程(大陸所學幾乎完全無用,更不用說文革期間還可能要參加文攻武鬥),耽誤了終生,可能從此只能在香港從事最基層工作,或繼續在左派機構近親繁殖。二來假如被徹底洗腦,回港後還可能批鬥父母,嫌父母不夠革命、不夠愛國、不夠左,變相成為組織監視父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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