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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和英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和愛爾蘭聯合王國」之後,其中一個影響是令愛爾蘭人只能走到倫敦參加英國國會、或加入中央政府,從而減低了在愛爾蘭本土的自治能力。

但凡事一體兩面。愛爾蘭精英卻從此得以晉身英國各級權力機關,因為他們都已經是「真英國人」。

一方面,他們在愛爾蘭依然感到是次等公民、被殖民者,但另一方面,卻被賦予了平起平坐的大英帝國子民身份,乃至代表這個帝國,去管理其他地方。這種複雜的情緒,除了塑造了複雜的愛爾蘭身份認同,也對曾被英國管治的地方、包括香港,帶來了微妙影響。香港人到了愛爾蘭的一大行程,就是可以追尋歷任愛爾蘭港督的足跡。

在英國殖民時代,英國一共委派了前後28位港督,其中超過1/4的9位,居然都是愛爾蘭人,或有明顯愛爾蘭血統。而這是很容易解釋的:英愛合併後,普遍相對貧困的愛爾蘭知識份子要向上流,而又不願移民他國的,就只能加入英國公務員體系,反而英國貴族往往情願選國會議員,令包括殖民官在內的公務員,成了不少愛爾蘭高材生脫貧的中介。

在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期,先後有7位港督是愛爾蘭人:第5任羅便臣、第6任麥當勞、第7任堅尼地、第8任軒尼詩、第9任寶雲、第12任卜力、第15任梅含理。此外,第一任港督砵甸乍、還有末代港督彭定康,都有愛爾蘭血統,其中彭定康的祖先正是逃避愛爾蘭大饑荒才移居英國,彭定康也是虔誠天主教徒。

當然,不可能將這9位愛爾蘭港督(特別是中間的7位)一概而論。但部份愛爾蘭港督的「愛爾蘭情結」,的確改寫了香港歷史進程,特別是第8任港督軒尼詩爵士。他當殖民官之前,有過不同其他愛爾蘭港督的獨特經歷:以25歲之齡當選國會議員,也是英國下議院保守黨的第一位天主教議員,期間最關心愛爾蘭議題,例如主張修改愛爾蘭土地法,改革教育制度等。到了他成為派往各地的殖民官,都相對體諒本地人的處境,因為他往往代入愛爾蘭人的二等公民角度思考。

在香港,軒尼詩是第一位大規模提高華人地位的港督,例如容許華人歸化英籍,委任伍廷芳為首位華人立法局議員,容許華人在中環工作買地等,最終令英商集體向倫敦投訴利益受損,也令他在華人群體中口碑甚好。此外,軒尼詩也曾嘗試拓展對日關係,想過讓日圓成為香港官方流通貨幣,似是希望令香港不完全成為英格蘭人的地方。他本人不少生活都在挑戰主流規範,例如在納閩的第一個殖民地任期就在那裏納妾,並生下私生子。

關於愛爾蘭港督的香港故事,以我所知,現任愛爾蘭駐香港領事正在寫書,講述有關歷史,應該今年內可以出版。這視角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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