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11】現實主義史觀下的香港 (Patreon)

雖然現實主義（Realism）一直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流派之一，並以新現實主義大師華爾滋（Kenneth Waltz）的理論為主流，但像香港這種在國際關係上有特殊地位的非國家個體，從來都是強調主權國家才是主要玩家（unit actor）的理論的主要盲點。但我們還是可以通過主權國家博弈的視角，配合現實主義對利益的計算，去衡量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價值何在，從而為香港作傳得出全新視角。

談到將現實主義融入歷史研究，則可具體參閱國際關係學者霍爾．馬丁（Hall Martin）提出的「歷史現實主義」理論框架，當中嘗試利用現實主義的概念，解讀世界史中的國家政治再造過程（Political Reproduction）過程。[1] 現實主義理論強調國家利益、生存邏輯、安全困局等核心假設，霍爾則集中關注各國歷史上遇到的「雙重安全困局」，即國家主權的威脅來自兩方面：對其管轄區域或自決能力等功能上的改變，以及對其組織構成等憲制上的改變。在上述框架，香港雖然是小地方，但在特定地緣政治環境下，往往可以影響某些大國的「雙重安全困局」，因而成了國際博弈的漩渦中心。

香港是否某國「自古以來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身份是一個殖民地、普通城市、特別行政區、城邦（city-state）、佔領地、甚至是主權國家，在現實主義角度而言，其實也是不太重要的。霍爾引用巴里．布贊（Barry Buzan）及理查德．利特爾（Richard Little）的觀點，指出國際關係存在「功能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的區域系統，即政府這類政治組織對城市雖然擁有法理的管轄權，卻往往無法對其進行直接管轄，因為有關國家的經濟已經「嵌入」（embedded）國際體系，而所管轄的城市同樣在國際體系中運作，這些地方單位的國際價值所在，才是斷定其命運的關鍵。[2] 換句話說，香港在國際體系有何獨特性、有何利用價值，才是現實主義研判香港歷史轉折的最大支點。中國、英國、美國、日本等列強在香港歷史出現，都不過是為了爭奪這種價值的主導權而已。

以早期的中英貿易為例，當時的國際貿易體系乃透過「廣東系統」以朝貢之名進行，主要是英國從中國購入奢侈品。為了扭轉貿易平衡，英國從印度出口鴉片至中國；清廷注意到鴉片對中國經濟的毀滅性打擊，以及帶來的社會問題，乃決意禁止鴉片貿易（或起碼是進口鴉片貿易，畢竟林則徐晚年也提倡種植「土產鴉片」）；而英國則以自由貿易為理由，啟動了被中國官方歷史稱為的「鴉片戰爭」。戰爭的直接結果，促使了中國港口開放政策的出現，令英國商人得以在指定港口透過固定的低稅率，向中國出口傾銷貨物，作為殖民地的香港，則成了英國遠東港口制度的重心，於是開埠以來，就有「白手套」的功能，和相應的各種制度建設。如何善用、調節這個「白手套」，它是為誰所用、為誰所謀，就是現實主義者眼中的香港歷史故事。

後來在一次大戰前夕，英國和日本建立軍事同盟，合作鞏固香港一帶的勢力範圍，拉攏中國大陸友好軍閥，壓制法國、德國、俄羅斯等對手的利益，固然是早期香港的「白手套」功能在國際地緣政治博弈的體現。到了二戰、國共內戰、冷戰、韓戰、越戰等不同時空，香港捲入的國際格局雖然不斷改變，但其功能價值，始終如一。1997年的香港主權移交，乃至2020年改造香港的《港區國安法》及所謂「二次回歸」，根據現實主義觀點，說穿了，其實都不過是國際持份者之間如何控制、怎樣定義、怎樣控制香港這個「白手套」之爭，其他種種，都是煙幕。

[1] Hall, Martin. 1999. 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Comparative History.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und University.

[2] Buzan, Barry and Little, Richard. 1996. Reconceptualizing Anarchy: structural realism meets world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403 - 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