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7】「中華朝代史觀」的香港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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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第一種研究香港的框架:「中華朝代史觀」。
如果要理解香港在今日「國家歷史敘述」、或所謂「愛國史觀」之下的模樣,我們便必須先回到早期的「天下觀」,去理解香港會被放在甚麼位置。「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宋人石介的這段〈中國論〉所展示的「中國」,其實就是一種文化上的自我認定,且認為自身的地理位處天下的中央。[1] 相對於中央的,自然就是邊緣,是所謂「化外之地」,因此從先秦起,「中原」對以外的部族即稱為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帶有貶義色彩的名號。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指出,這種觀念的形成與中華文化長年處於(自我)優越地位有關,並列出漢字以及儒家文化為例,兩者均對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越南等有重要影響,令中國在當時已知的世界,自認為是唯一的最高文明,也傾向不接受有其他文明足以平起平坐的存在。即使是外族入主中國,亦早晚會被較為優越的中華文化所同化。[2]
基於這種中原至上的文化優越感,即使到了清代,香港都仍然被視為邊緣的蠻夷地帶。但這種中央 Vs 邊陲的假定,往往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早起中國歷史的「中原人」,不少都在不同時代走到「蠻荒」避秦,令所謂邊陲的文化,其實毫不比中央文化遜色,單是香港官方語言廣東話的源頭,就可以如此追溯。然而在中原人眼中,邊地就是邊地:例如十九世紀六○年代因為被中原政權看作太平天國「長毛狀元」而被逼前往英籍香港尋求庇護的才子王韜,曾言香港是「人跡所不樂居,朝廷亦度外置之」的地方,甚至稱之為野獸、盜賊雜居之地。[3] 諷刺的是,這位王韜正是因為有了香港的經歷,才對中國、乃至全球,產生了一定影響:他後來成為第一位在英國牛津大學演講的華人,並在香港創辦第一份具影響力的華文報刊《循環日報》,提倡變法、新政,其中一位讀者是曾路過香港的康有為,據學者羅香林考證,康有為的變法思想,正是源自於王韜。[4]
由此可知,歷史上中國人對香港這塊土地的歷史,從來並不怎麼關心,既沒有深究它有可能繼承到部份真正的古代中原文化,更對香港的海洋屬性、老早傳承了中華文明以外的海洋文明接近一無所知。關於香港最早的記載,是唐代文人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的第六首,提及到「屯門」兩字:「屯門雖雲高,亦映波浪沒。餘罪不足惜,子生未宜忽。胡為不忍別,感謝情至骨。」這個行政分區之所以會出現在韓愈的詩中,便是因為他被貶謫,被發放至時人眼中的化外之地。這裏的「屯門」和今天作為香港新界一區的屯門,正如後來葡萄牙進行屯門海戰的屯門,位置都並非完全一致,但其實單是「屯門」,也不乏歷史上的文明蹤跡,只是在中原史觀眼中,就被大筆一書,當作蠻荒處理。
雖然香港後來急速發展,經濟、文化水平與中國大陸相比都毫不遜色,但這種中原至上的論述一路延續至今,起碼成為中國學者閱讀香港的主流。香港作家陳冠中稱之為「天朝主義」,並指出在這種論述裡,「中國與香港是中心(天下)與邊緣(封土)的主從倫理關係,邊疆(香港)必須服從中央的主權權威,中央(中國)則承擔起邊疆的道德責任/官方的思想同化香港,隱沒了香港的獨特性以及主體性」。[5] 在這種觀念下,任何肯定香港存在自身優勢的,幾乎都可以扣上政治不正確的帽子,這也是近年香港人(包括表面上的建制精英)對中國官方論述有牴觸情緒的一大原因。時至今日,在中國的歷史建構裡,不但仍然殘留著歷史悠長的天朝思想,反而隨著新朝代的絕對大一統思潮重新出現,逐漸變得更具凌駕性且僵化。
[1]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1997。《否想香港》。台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頁23-24。
[2] Fairbank, John K. 1942. “Tributary Trade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2):129 – 149.
[3] 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19-20。
[4] 李谷城。2000。《王韜與香港近代報業》。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頁337-353。
[5] 陳冠中。2012。《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