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 268】人生交叉點：《大公報》護法陳丕士大律師，與早年為左派工人打官司的李柱銘大律師 (Patreon)

昨天談及的《大公報》被控「發表煽動文字」案，雖然最終以中英雙方幕後妥協告終，但以我理解，《大公報》自此一直長期處於每日可能有港英警察上來拉人封舖的陰影中。由於我外公在《大公報》負責財務科，這陰影也直接影響到他的生活，往後會再談。

此案除了令社長費彝民在《大公報》站穩陣腳，也意外捧紅了一位「愛國大狀」，代表《大公報》打官司的陳丕士；提及他，因為往後會和母親的故事有關。

陳丕士出生於當時的英國殖民地千里達多巴哥，屬於名門之後，可算是外交世家，父親是民國外交部長陳友仁。而他在英國考獲律師牌之後，就到了中國參政，做過孫中山兒子孫科的秘書長。雖然他的專長是法律，但對外交很感興趣，也許是家學淵源，做過民國外交部秘書，也因此奉命護送蘇聯顧問鮑羅廷（就是促成「聯俄容共」第一次國共合作那位）回蘇，隨後更住了下來，相信就是那是開始加入共黨「統一戰線」的。

1949年後，陳丕士來到香港，迅速成為少數願意為左派機構打官司的大狀，負責《大公報》案前，昨天談及的「兩航事件」，也是他為中共一方打官司的。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共「統一戰線」的脈落：兩航案是陳打官司、費彝民在背後斡旋；《大公報》案輪到費彝民被告、陳打官司；後來陳費二人在《大公報》框架邊緣逐步合流，將《大公報》的外交「白手套」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是後話。

陳丕士走的路，無論動機如何，都頗有當時知識青年的pattern可探索，而比他年輕數十年的一位後輩李柱銘，其實也有類似出道經歷，只是後續南轅北轍。人生交叉點的「拐點」在甚麼時候出現，然後走向何方，每人都不同，結局也可以截然相反。

李柱銘的父親李煦寰也是民國官員，做過廣東軍閥陳濟棠的政治部主任，獲授中將，國共內戰期間開始不滿國民黨腐敗，但也不信任共產黨，因此避走香港。李柱銘同情社會弱勢，出道時頗多代表左派工人打官司，最著名的是1974年的鄭灶林案。鄭灶林是倉庫碼頭職工會成員，代表工會罷工，被港英當局控告「藏毒」，李柱銘據理力爭，證明這是查贓嫁禍，自此獲中共賞識和感激，成為中共拉攏的統戰對象，後來獲委任加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這是一大原因。

陳丕士在統戰道路上越做越積極，根據他的回憶錄，從沒有懷疑過中共（回憶錄有多真實則不得而知）；李柱銘則相反，與中共因了解而分開，到了六四事件後辭去草委職務，徹底「割蓆」。但不少遠沒有李柱銘與共黨淵源深厚的後來者、法律工作者，卻走上陳丕士的道路，由當初深具統戰價值，到後來變成徹頭徹尾的中共傳聲筒，完全失去了個人自我。不必對號入座，也不是指湯家驊大律師一人，這是一個pattern，背後有某種人性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