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3】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邁向全球霸權的必經之路 (Patreon)

具官方色彩的學術研究對港口價值有意無意的忽視，除了可能有政治原因，也許亦源於地緣政治分析在冷戰後日漸式微，或與國際關係分析越來越傾向重視或純量化、或純質化的大趨勢。「中美地緣政治緊張」與「中美國際關係緊張」兩者在今天的話語下分別似乎不大，但前者更著重分析空間佈局、地理想像等地理問題如何影響兩國關係與戰略互動，以及如何透過不同的軍事及非軍事力量捍衛國家的地理利益，與強調國家實力的後者畢竟有微妙差異。

重視港口於地緣政治的影響，自然首推美國海軍上校馬漢（Alfred Mahan）提出的經典「海權論」。[1] 畢竟追本溯源，港口最根本的用途，本來就是為遠洋海軍提供一個停泊點作補給及整備之用，非常具體，這也是義律取香港、而棄舟山群島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港口網絡的多寡，也代表一國在該區域的海軍力量及海洋控制能力，例如某國如果能在一水域有不同的港口（包括盟國或友好國家的港口）可供停泊及整備，一方面意味著它在當地有堅實的盟友，支持發展海洋霸權；另一方面在操作層面，這些友港網絡，也是支援該國遠洋作業的重要一環。早在鄭和下西洋的年代，中國就有了這種地緣政治戰略思維，但今日中國官方的「和平崛起論」單純強調其「和平」，姑勿論是否真的那麼「和平」，這本身就是一種誤導。

最後，也許是雞與雞蛋的問題，不少港口均佔據著當下主要航道的要衝，或是陸海運輸網路的咽喉地帶，因此這些港口本身，也成為各國踏上全球霸權的必經之路，而在港口生活的人，也就培養了世界一流的國際視野與及生存能力。學者William R. Thompson透過研究不同全球帝國的海權發展及航道控制，發現不同的全球帝國，均在其霸權高峰時期，幾乎控制著同一航道及港口，而後來的帝國在前帝國的航道及港口基礎上的發展，足以鞏固其全球海洋霸權。例如西葡帝國留下了可倫坡（Colombo）、馬六甲（Malacca）予荷蘭及大英帝國，而兩國分別建立巴達維亞及新加坡，作為控制東南亞海域的延伸。而大英帝國所建立的「帝國航道」如亞丁、英屬印度洋領地（BIOT）、新加坡，以及香港，不是在全球物流鏈扮演著重要角色，便是美國在二戰後用以控制鄰近水域的重要軍港。[2]

正如歐洲海權研究權威Basil Germond指出，海權擴張既是各國走上全球霸權道路的因，也是全球霸權道路的果。[3]而在重要戰略地點建立屬於該國的軍港，或有效控制該水域人物及物流交匯點的商港，都是要有效擴展一國海權的不二之門。不少地緣戰略學者均指出，全球霸權的此起彼落並非一兩場海戰的成敗，而是在重要港口爭奪戰中的成敗得失：馬六甲的失陷，如何成為推倒葡萄牙帝國在東南亞及東亞霸權的第一張骨牌，正是上述理解的最好寫照。

由是觀之，香港由大清帝國轉手予大英帝國，期間曾被大日本帝國佔領，再成為二戰後美國基地，然後「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在反映不同國家勢力的此起彼落。中國逐漸堅持「全面管治」香港，逐漸偏離作為權宜之計的「一國兩制」初衷，明顯有抗拒與美英部份「共治」香港的意味在內。

[1] Mahan, Alfred T. 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2] Thompson, William R. 2001.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3] Germond, B. 2015. The Maritime Dimension of European Security: Seapower and the European Un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