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香港誌 04】港口是主權國家與外來政權共處的奇點 (Patreon)

為什麼香港充滿「外國勢力」？其實這從來都是國際港口的特色。從微觀的地緣政治操作而言，港口是主權國家與外來政權共處的奇點，各持份者均希望透過港口空間，去進一步影響及控制其外交對手。可以說，一個成功的國際港口，從來都是實質各國「共治」的，不過各家持分不同罷了。

根據美國智庫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在2015年的政策倡議文件指出，美國的駐外海軍基地，一直扮演美國與其他國家民眾最貼身的第一線接觸，因此前線人員如何處理當地問題、及如何與當地本土社區建立關係，對美國的國際形象、及盟國對美國的支持度，均有直接影響。[1] 香港何嘗不是？正如前述，一些商港的建立本身，就是國家外交政策的一環，透過以國家援助及投資的方式，去促成商港的建立。商港的幕後持份者活生生地代表國家資本、或由國家推動的私人資本，去改變當地人的經濟生活、基礎建設、甚至地理空間，例如將本來荒廢的舊港口空間重新活化，或是大量投資與港口相關的基建，以增加其可以處理的船隻種類及貨量等。

因此，港口的不同建設，本來就是國家政權及外來投資的「活標誌」︰國家可以透過在商港樹立不同的建設及制度，去彰顯國家的軟、硬實力；而外來政權也可透過投資及政商網絡，去影響港口運作及空間佈局，從而突顯該國在港口的影響力。昔日的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一如香港內不同外商及華商分佔港島及九龍不同地段的默契，都是最好的微觀地緣政治寫照。亦因港口的建設本來就滲透著不同政權及網絡的影響力，因此，當在地政權希望改變外來網絡的影響力時，除了透過不同政策，嘗試將外來制度及意識形態連根拔起外，改變原來的港口空間佈局、重新定義外來網絡在新港口發展的意義，也是政權消除「外來勢力」在港口影響力的重要工序。某程度上，2020年的《港區國安法》與所謂「二次回歸」，正是強烈中央集權的中國現政權強行硬生生施加的地緣政治手術。

而這種涉及「外國勢力」進入港口本土的分工，其實對今日中國毫不陌生。正如人類學家Arkaraprasertkul指出，北京及上海政府在建設浦東新區時，一方面在地理空間上，強調浦東新區作為「浦西」（即原上海舊城區及上海公共租界）的政治及經濟延伸，另一方面又將重點發展項目放置在浦東新區，以突顯昔日的「浦西」早已不及「新中國」所建設的浦東，既突顯「新中國」有能力將外來網絡加以活化、利用，但同時也能捍衛「青出於藍」的「務實民族主義」（pragmatic nationalism）原則。[2]

對於香港人而言，這樣的地理改造同樣並不陌生，只是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並不為意而已。由早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在九龍東建立新的行政區、發展區，以分散中環的政治職能，到近年以「明日大嶼」等填海空間構想，企圖將整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由中環搬到大嶼山，乃至為配合「大灣區」在新界北部改變既有的地理空間等，都是實例。畢竟正如前述，英葡兩個以海權聞名於世的昔日帝國，均曾視屯門及大嶼山為進出珠江三角州地區的最佳建港地，今天的特區政府不過重演歷史，同時也是嘗試透過改變香港的地理空間，去重新定義英殖時代所留下的「空間遺產」。

[1] Wallin, Matthew. 2015. “Military Public Diplomacy: How the Military Influences Foreign Audiences.”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White Paper. February.

[2] Arkaraprasertkul, Non (2010). “Power,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Shanghai.” Journal of Planning History. 9:4. pp. 232 – 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