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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紐約時報》推出了一個特輯,題為「我錯了」,邀請一眾名家撰文分享自己的錯誤分析和預言,而眾人也不介意重提成為「燈神」的「黑歷史」,內容非常精采。

其中三度贏得普立茲獎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就以《我曾經樂觀看待中國的審查制度,我錯了》為題,指自己在1995年擔任專欄作者以來,其中一個持續思考的重要問題就是「中國會否、何時、以及以多快的速度開放其信息生態系統,允許來自中國內外未經審查的新聞更自由地流動」,而他本來認為中國很快就會走向自由。

現在一切圖窮匕見,他坦承自己之前擁有這種想法實在過於樂觀,更稱要為此「認罪」,並批評習近平掌權後,令曾經稍為自由的中國媒體生態出現大幅倒退。他表示至今仍不確定自己之所以曾有上述想法,是否因以下錯誤所致:

  1. 對中國發展高科技經濟情況下一些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事情過早樂觀。
  2. 對一些在中國威權政治結構下極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完全不了解。
  3. 希望中國做一些必要、但不可能的事。

佛里曼認為,自己若果犯下第三個錯誤,「那我就絕望了」,並接着回顧中國在90年代及2000年初的媒體生態,指出當時的商業新聞遠比政治新聞自由:「那時候,有關中國政治的一些最有趣、最準確的提示,往往首先出現在中國的商業報刊上,或者是對世界最開放的地區報紙上。」針對後者,他舉出的例子為廣州的《南方周末》,並稱該報為「2000年初最具膽量的報紙之一」。

他當時希望中國逐漸融入全球經濟時,商業媒體會因投資者和創新者需要準確新聞,而成為其他媒體變得開放的楔子。他在1999年出版的書中預言中國會有自由媒體:「中國領導人還不知道這件事,但他們正被直接推向這個方向。」

如今,佛里曼認為中國的信息行業,比他32年前首次訪問中國時開放得多,「但問題是,它跟10年前相比則要封閉得多。」他提到習近平在2013年成為中共總書記後,中國的新聞自由立刻逆轉,「《南方周末》報道真相的聲音也被政府審查人員和宣傳衛士粉碎了」,並指中國將為失去可信的新聞,而付出越來越大的代價:「在一個加速變化的世界裡,能夠看到世界走向、並迅速適應和糾正的能力至關重要。然而習近平卻不這麼認為。」

他點出中國媒體近年「不得不把習近平當做不可能出錯」,惟習近平一度有效的「清零」防疫政策,使中國政府陷入當下困境。他認為中國若果有更自由的新聞生態系統,「衛生專家可以就替代防疫策略進行熱烈的公開辯論,或是被封鎖數週的居民能藉此釋放壓力」,大量中國國民就可能不會被迫進行多次隔離,以及對政府的正向宣傳失去信任。

在文章的最後部分,佛里曼指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不斷重申西方的新聞自由「並不是有效融入全球經濟,或主導21世紀最先進產業的先決條件」。但他依然相信,擁有自由及獨立的新聞才會掌握真相,而真相可產生信任,信任可令不同國家之間相互合作,繼而共同發展這個世代最先進的技術。

換句話說,這位曾幾何時的中國大好友,現在也變得悲觀起來。

事實上,佛里曼的「認錯」並不令人意外。不少美國人、以至美國政府在2000年初時,同樣認為中國逐漸融入全球經濟,可為這個國家內部各項自由帶來進步,這正是「engagement」流派的基本指導思想。美國在2001年容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對這種如今看起來「過於天真」的想法的實質支持。值得慶幸的是,現時美國兩黨以及大多數民眾已徹底醒覺,相信越來越多人會如佛里曼一樣摒棄以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的想法。只是亡羊補牢,有時可能真的太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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