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香港回憶266】周恩來的直線電話：香港《大公報》作為新華社之外的「半官方機構」 (Patreon)

費彝民主政香港《大公報》之時，正是港英政府開始摸索如何在中共剛建政、國民黨敗走台灣但依然是美國重要盟友、英國承認中共政權但沒有正式建交這樣的國際模糊空間中運作。最後正是採取英式「水清則無魚」+「間接管治」方針：容許國共兩黨在香港建立支部，但不能公開活動；兩黨最高負責人名義上分別是「通訊社社長」和「旅行社社長」，理論上都是代表「民間」。

由於英國不希望《人民日報》等在香港公開發行，被「奪舍」後由中共直接領導的《大公報》，就填補了這樣的空間。由於大量南來文人是《大公報》主力，同時也有香港左翼文化人加入，他們在「統戰」大方向下，都明白不能照搬中國大陸那一套大外宣，早期多多少少還是保留了一些民國色彩，還有若干本土情懷（例如羅孚主編的《大公園》、《小公園》等，就是很有香港本土特色的副刊）。

但這段時期《大公報》的獨特性，並非單純是「《人民日報》2.0」。當時連中共與港英正常溝通也成問題，那些新華社官僚又充滿教條主義，《大公報》因為有費彝民和周恩來的直線聯繫，就逐漸成為了中共「民間外交」在香港的頭號「白手套」。費彝民種種上海灘時代的「海派」小資作風，就得到有效保護，不但不是批判對象，反而成了「工作需要」的優勢。

費彝民有了周恩來的直線聯繫，《大公報》除了接受中宣部領導，也有外交部管道，這在多方面得到了證實。只是傳得玄之又玄的「周恩來直線電話」，知情人士透露費彝民的直線聯繫自然是有的，但不可能是「電話」（因為容易截聽），總之有「自己的方法」，但這位費公也很懂得避嫌，輕易不會使用，身價反而越來越高。後來他成為人大常委，這是今天「新香港」包括《大公報》在內任何報社社長、乃至後台老闆，都難以得到的。

由於費彝民懂外語、擅交際，港英當局也喜歡和他打交道，起碼比起新華社的官僚有人性一面，加上《大公報》畢竟要根據港英法律「依法」營運，港英也比較安心以費彝民為「白手套」。據說他有另一條熱線直達港英高層，港督也要給面子，而在多次香港歷史重大事件，雙方都是這樣聯繫的。例如六七暴動期間，費彝民雖然身兼「鬥委會」副主委，但也是負責和英方溝通如何善後的重要中間人；麥理浩訪問北京之前，背後溝通據說也有他的角色。至於其他大小外交案件，更是不一而足。

逐漸在香港，各國領事、商人知道了這條管道，都會主動和《大公報》建立關係，將之視為「Track Two Diplomacy」的正式工作一環。費彝民在《大公報》的社長辦公室，也成了接待各國友人的重要基地。由於改革開放前的《大公報》有實質半外交或外事功能，港英政府如非必要，都不會對其下手，因為那幾乎等於和中共絕交，此所以六七暴動期間，雖然查封了三家左派外圍報刊，但對旗艦的《大公報》就原封不動。但正因如此，《大公報》除了左派機構的特有敏感、新聞工作的特有敏感，又多了一重國際關係的特殊敏感，乃至不時發生種種奇怪事。在入面工作的員工，難免甚麼都「很敏感很敏感很敏感」，神經高度繃緊，這也是我從小在家的強烈感覺。

由於《大公報》在香港有這樣的特殊角色，而《文匯報》沒有，加上根據中共分工，《大公報》主打知識份子市場，而《文匯報》target工人階級，《大公報》員工多少都有點覺得《文匯報》不夠格和他們相提並論。當然，這種「內部鬥爭」也是中共有意無意間鼓勵的。

不過說港英不會對《大公報》下手，那也不是絕對，因為有一個早期案例碰了釘，才調整如何面對這個特殊機構，下回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