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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均在英屬香港接受基礎教育,當討論香港的地理特色時,昔日的課程往往會強調香港氣候「四季如常」,維多利港是一個「港闊水深」的良港,因此讓香港成為一個貫通東西貿易的重要轉口港。

然而,我們也曾有幸聽過一些公共知識份子的分享,提出相反觀點,指當時的海洋強國葡萄牙並沒有劍指香港,因此香港是「良港」,不過是英殖政府粉飾窗櫥的行為。不過眾所周知的是,葡萄牙是在屯門海戰及茜草灣海戰失利後,才輾轉落戶澳門,本來似是也有考慮過以香港、而不是澳門為大本營的。另一方面,根據史學家J. L. Cranmer與A. Shepherd整理清乾隆年間英國馬戛爾尼(Lord Macartney)使團的出行資料,指出當時馬戛爾尼曾考慮以大嶼山及馬灣為根據地,唯因為在考察時天氣及水流不佳,未能在大嶼山上岸而作罷,因而沒有足夠資料決定大嶼山是否合適作為英國在中國的貿易據點。

然則香港是否一個值得英國人投資的良港?

不少涉及香港早年定位的研究均指出,香港最後成為大英帝國首個在華建立的殖民地、而非鄰近長江口的舟山群島,主因是以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為主的海軍視角,成功遊說以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為主的商貿研判。然而,早期的水文地理研究卻指出,維多利亞港地帶實非當時英國船隻停泊避風的首選。根據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為東印度公司所作的水文地理研究,當時可以配合英商船及海軍停泊避風及補給的地方,其實是港島南部大潭灣、南丫島的東博寮海峽一帶,以及汲水門以西及鯉魚門附近一帶的海域,它們剛好就是今天維多利亞港的外圍水域。[1] 維多利亞港之所以不屬英商船及海軍停泊的首選,一方面是因為內港的水流較急、暗礁較多,另一方面是維多利亞的水深不及另外兩處,最深處為18米而已,僅可勉強容納當時的遠洋輪船停泊,談不上教科書所言的「良港」。[2]

因此,英人將香港首府「維多利亞城」建於維多利亞港的西面出口,箇中的原因並不是因維多利亞港所謂「港闊水深」,而是因為其他戰略原因:港島北岸的高山,可成為監視九龍半島上清廷軍隊動向的天然據點。同時,由於當時鯉魚門已有不少蜑家人口靠岸,英人認為強行開埠只會適得其反。因此,香港之所以是英帝國在華的一顆「東方之珠」,是眾多地理因素、海軍思維,及一連串的意外所構建而成的「地理誤會」。

本書將香港描寫成一個「最美麗的地理誤會」,自然並非要貶抑香港在國際政治及貿易的角色及功能。反之,正正因為「看得見的城市」部份,香港相比廣州、新加坡等其他港口城市,嚴格而言,其實並非得天獨厚:這點可從1845-1847間,不少在港英商人向倫敦表示香港已「無商可營」,甚至有殖民地官員建議直接放棄香港,可見一斑。[3]因此香港日後成為「東方之珠」的原因,我們認為更多是「看不見的港口因素」交疊出來的結果,而這些因素,並非英國殖民政府採取列寧式組織模式由上而下規劃的,而是更需要人--香港人--由下而上的共同努力,才能出現。透過重新發掘、疏理及解構這些「看不見的港口因素」,我們嘗試在汗牛充棟的香港研究中,開拓一道以港口研究、地緣政治及國際關係為主軸的研究方向,希望能令世人重新認識香港的獨特之處,並非任何國家由上而下強加規劃所能催生的。

[1] [1] G. R. Sayer. Hong Kong 1841-1862 Birth, Adolescence and Coming of Ag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Reprint, 1980), pp.23-24. [2]  何佩然著,《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3 - 4。

[2] 何佩然,《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頁4。

[3] 馮邦彥著,《香港英資財團》(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頁23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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