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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子俊老師主辦的香港人書展在最後關頭被場地退租流產,在「新香港」已經見怪不怪,也反映「中國模式」對公共空間的概念,已經100%植入香港。

現在的概念是:假如在公共空間舉辦任何活動,如果政權需要,一個人也可以是「非法集結」,再加「違反限聚令」,人與人之間的串連,已經再難出現。

假如在任何場地舉辦活動,只要政權不喜歡,向場地施壓,活動就會以技術原因(例如違反租約)不能舉行,反正任何條款都有escape clause。如果業主堅持下去,就會連累自己被打壓,甚至還可能被指「違反國安法」。

假如在私人地方舉行活動,又會違反另一堆法律,例如六四紀念館最初的控罪,就是私人大廈不能「無牌」舉行公眾活動(例如展覽)。根據這邏輯,假如你家請客,人多了,政權說這是「公眾活動」,也未嘗不可。

這就是「集體主義」:再沒有個人、沒有個體,沒有自由意志,政權深入到日常生活一舉一動,組織直達生活最私隱部份。而目前的寧左勿右,自然是要打破一切反抗意志,令全體香港人躺平。當所有人習慣了反正是這樣,自然可以輕身上路,林二汶化。

於是,Chickeeduck所有門市最終都要消失,因為沒有業主敢放租,也沒有工廠敢接單。黃店有顧客確診、或被指違反限聚令,就要罰款或停業若干日,這樣的生意誰也不能做,也只能逐步消失;。港人書展不過是賣書,其實也不可能賣某些書,但還是不容存在,就像沒有場地會讓何韻詩辦演唱會一樣。

這些發展,都是教材級的collectivization。

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真的會完全不知道原來可以有「自由發展」這回事,看見有人有自由,只會加諸種種犬儒陰謀,自己也不能再在沒有組織的地方生存。發生中的一切,忽然感覺和衛斯理的科幻故事,完全一樣。而多麼尖端的科技,改造人性的功力,其實也不及這個「組織」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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