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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和國際友人解釋香港人在2019年的成績,這是一個很符合邏輯的平行時空場景。

自從習近平上台,將「全面管治權」變成管治香港的指導思想,並將香港納入「國家安全核心議題」,《港區國安法》的結局,早已出現。差別只是以何種藉口出現。

2014年佔中之後,其實也可以突然襲擊頒佈《港區國安法》。當時的民情,在佔中後期普遍感到厭倦,運動已經失去社會注視和國際關注,梁振英「拖散運動」的手法,無疑有一定成效。

加上佔中並未能得到非建制派基本盤全力支持,溫和派對手法甚有保留,激進派則覺得公民抗命的概念counter-productive,遠非2019年200萬人遊行的全民運動可比。

當時沒有大規模衝突,國際社會要關注,也出師無名。即使通過了《港區國安法》,除了口頭批評一下,要當時的英國推出BNO5+1計劃、加拿大推出救生艇計劃,幾乎不可能。須知當時英國還未脫歐,要是推出BNO5+1,還要符合歐盟法規,也沒有足夠經濟誘因要改例。而在台灣,當時的總統還是和中共蜜月中的馬英九,要安排給香港人的逃生門,同樣不可想像。美國沒有出現特朗普,對中國同樣不可能覺醒...... 

假如2015年就有《港區國安法》,香港人除了認命,基本上沒有其他alternatives。能夠移民的早就安排了,其他就只能深圳化+娛樂至死。沒有多少國際注視,而本土運動被打壓,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可能一去不返。海外港人沒有2019年的衝擊,也可能會徹底one way or another 被融合。

相較這個平行時空,此刻香港人雖然受苦,但大形勢卻是有危有機。這是歷史的機遇,不必妄自菲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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