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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讀的Political Science,不是政治。理論上,input的是任何variables,都是一樣,重要的是結構和框架。

海外香港社會要形成「結構」,但又沒有政府和官方制度,自然只能由下而上。而要形成無形規範,自然也只能依靠同類模式。

從前的移民港人,其實沒有形成「社會結構」。要麼回到香港繼續搵錢、再到退休後在外國享受福利,要麼是完全融入的第二代,這都不是「結構」。

結構要sustainable,需要願景,也需要張力。

以6.12市集為例。

在理論層面,主辦方要解釋6.12市集沒有問題,不是不可以,各自表述從來是常態,但說6.12可以當作歌頌港人勇敢來慶賀,已經頗為勉強。要解釋為何有一群人覺得感情被傷害而也不能因此改期,其實就更難。

這是一個無形規範。

主辦方也明白上述規範,所以強調這是黃色經濟圈行為,反過來也是訴諸感情,認為批評聲音就像文革批鬥資本家、鬥地主。因為要說是凡是黃色經濟圈都是人血饅頭,這是沒有市場的;而要論證「哪些行為不是消費運動、但又是正義消費」,坦白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不可能有一錘定音的能力。

這又是一個無形規範。

換句話說,在兩種避重就輕的情緒之間,其實兩條紅線都已經出現:不可能不照顧對紀念性日子不應以喜樂形式消費的情感,也不可能不支持黃色經濟圈的經濟活動。前者可以持續制約後者不會變質,後者可以令前者得到持續存在。

宏觀來看,這就是history in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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