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大師導讀】《國安法陰霾下的香港各間大學》：一位曾居港21年的外籍教授對「新香港」學術自由之所思所想 （一） (Patreon)

《港版國安法》實行至今近2年，「新香港」各方面的自由大幅倒退，當中包括香港曾引以為傲的學術自由。在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去年3月公布的全球學術自由指數（Academic Freedom Index），香港的評分下跌至0.348分，不單被評為Ｄ級，排名更落在獲0.381分的柬埔寨之後。

在如此惡劣的學術環境下，大批本地和中外學者均在過去兩年主動或被迫離開香港。曾在嶺南大學任教21年的社會科學講座教授Peter Baehr於去年8月離港後，在2022年4月下旬以《國安法陰霾下的香港各間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為題，在學術期刊《Society》發表論文，嘗試透過他的觀察和分析，以及一些親身或他人經歷，說明《港版國安法》對香港各間大學，以及大學內不同持分者（大學高層、本地和外籍教職員、學生）造成的影響。

我們團隊翻譯了該篇論文的部分內容，並加入適量註解，以助讀者理解Baehr教授的一家之言。離開香港後敢正面評論這題目的海外學者並不多，曾住在香港20年以上的更少，這篇文章好值得我們多加關注。

引言

在文章開首，對「獨裁」的理論和歷史有深入研究的Baehr教授先指出一般人對「獨裁」的印象，當中包括秘密警察、無理搜捕、車輪式審訊、語帶恐嚇的領導人、無能的議會、無力的法庭，以及深怕被人「篤灰」而十分慎言的民眾。不過，Baehr教授建議不要單單考慮「獨裁的拳頭」（the fist of dictatorship），而要顧慮其「周遭精神」（ambient spirits）：機會主義（opportunism）、奴性（servility），和默許（acquiescence）。

「我的例子是一種職業，學術的職業，可以讓我聲稱知道這種職業的一些事情。我寫下了我在香港任教的最後18個月所目睹之事，此時期是這個城市的大學，幾乎完全從屬於中國共產黨的高潮期。」

作為一名在港的外籍教授（An Expatriate Professor in Hong Kong）

Baehr教授先簡略介紹香港各間大學的分佈和嶺南大學的情況，以及自己在嶺大的職位和教學背景，並指論文將有較多比例引用嶺大的例子，以及聚焦在他在港生活的最後18個月。他提到，自己當時及至今仍然認為，「可做更多的事情為即將到來、針對大學的打壓作準備。」他指相關的討論議題，從來不是大學可否戰勝共產黨——因這是難以想像的（unthinkable），而是公開捍衛大學的獨立性、學術使命的尊嚴，「直到它們從我們手中被奪走。在此之後，要遵循古老的格言『do no harm』。」

他認為，香港學術界現時的情況比他在職時更差、更危險，並提到《大公報》和《文匯報》正在加強執行一場政治運動，針對一些他們聲稱對「港獨」抱有同情的學者，以及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只因該局為與民主和本土主義運動相關的研究提供了資助。此外，他亦提到現時甚至難以獲得與其前同事處境相關的準確信息，並指專制國家除了對生活在它們統治下的人構成「溝通上的寒意」（communicative chill），亦對生活在外地的人造成同樣的寒意。

「被監視的電子郵件、被監控的電話、被審查的網絡流量，均會往往產生他們預期之內的效果：一種沉默的自我意識。這阻礙了朋友和前同事之間的所有嚴肅政治交流。」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