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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 第107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但這個「原則」之下,並沒有列明「量入為出」的具體政策。其實在過去數十年,港英政府曾多次違背上述原則,而社會的反應亦不盡相同。

香港戰後第一次財政盈餘預算出現在五十多年前,盈餘額為6400萬元。當時香港正走出1967年六七暴動的影響,百業逐漸興旺,是以預算收入比支出為多。然而受制於石油危機及公共建設的開支,七十年代的港英財政司夏鼎基預言 1974年起的三年會出現赤字。

當時的社會意見並不是要政府削減開支,而是想如何籌措資金去應付。1974年7月29日的《華僑日報》社論〈 彌補財政赤字問題〉即綜合了當時的社會討論:「為本港經濟前途,為安定民生,及為工商業發展打算,只能調動部分儲備金及採取舉債方式的雙管齊下辦法」(引自公民協會執行委員會孔壽年博士)。

及後1975年立法局通過修訂法案,自此政府在「有需要時」可向外舉債。1975年5月3日,夏鼎基特別向公眾強調資金「來源是歐洲貨幣市場,供應商的貸款及私人的商借」,可見在「量入為出」及「應用就用」的原則下 ,港英政府曾經靠向後者。

真正對「量入為出」產生一錘定音效果的是1993年。當時香港正處理後六四時代,並處於主權移交前夕的夾縫中,財政司麥高樂大幅增加政府開支,希望增加港人信心,結果財政盈餘大減。預算案公佈後數天,輿論幾乎一致批評政府,港事顧問朱幼麟在3月6日於《文匯報》撰文直指「赤字預算不符量入為出」,如此批評赤字預算的兩個問題:「首先 ,錢花多了,儲備就少了;第二,花錢多,通脹高,留下來的錢更不值錢。」認為這對絕大多數留下來的港人及特區政府不公平。

當時代表商界的立法局議員黃宜弘,更指港英政府承諾留給特區的700多億儲備,只是一張「空頭支票」。這時開始,「量入為出」才成為話語權爭奪戰的勝利者。

諷刺的是,當年親北京輿論指摘政府漠視被港人奉為圭臬的「量入為出」理財哲學,後來卻紛紛批評政府「派糖」不力,乃至重提舉債、動用外匯儲備等手段,社會擔心的不再是財赤會否引致國際投機者衝擊聯繫滙率,或引發資金大舉撤出香港造成信心危機,而是批評政府 的救市干預或凱恩斯政策不夠徹底。

資料來源:《華僑日報》、《文匯報》;原刊於《信報財經新聞》2009年4月1日,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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